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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汤夫人信仰的畲族社区功能意义
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的相互观照，被“六保”畲民采借并重新编码过的汤夫人信仰，具有如下社区功能意义。
其一，文化涵化中的自我整合功能。
“六保”畲民在向汉族聚居区的拓荒与生存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主流汉文化涵化的问题。作为边缘文化的智慧性抉择是，在保存自身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吸收对方新的文化特质，从而在文化整合的基础上拓展自我生存空间。畲民们对当地汉族汤夫人信仰的采借和再编码，运用的就是文化整合的理性思维。他们通过选择、遗忘、整合的方式，重构出适应自身生存逻辑的汤夫人信仰体系。今天“六保”畲村周期性操演的农耕祭祀仪式，即隐喻着畲民们在村落社区变迁中对农耕命运的高度关注和执着，其所表征的意义类似于Feuchtwang所述：“民间仪式是对社区过去的历史重构”，[4]也正如Weber,Max所言：因宗教关怀引发的生活态度可以进而影响到现实的经济生活。[5]正是这种以汤夫人信仰为纽带的对农耕命运的务实关怀，牵引着“六保”畲民对当地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积极、主动的采借，从而顺利地实现了从刀耕火种到锄耕和蓄耕的转型，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地将浙南山区的荒岭僻野化为山间秀陌、茶园粮仓。
其二，经济转型中的精神纽带功能。
明清时期的“六保”畲族拓荒者，不仅处于由刀耕火种向水旱并种的二元型农耕经济模式转型的变革阵痛中，也处于生态资源和经济地位的双重劣势。其所耕田地大都为“土性硗瘠，旱则忧涸、涝则虞崩”[6]的磳田。农业收成和温饱问题处于毫无保障状态。因此，如同海上航行的渔民更需要妈祖庇佑一样，转型期的畲民也更需要汤夫人这一农业生产保护神的庇佑。“佃耕以活”的畲民们，自然对具有降服水旱灾害之神力的汤夫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顶礼膜拜。汤夫人信仰不仅为畲民们的拓荒与生存奠定了精神支柱，也为“六保”畲族村落社区变迁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
其三，移民垦荒潮中族群认同的强化功能。
尽管汤夫人信仰早已成为浙南畲汉百姓共同信仰的地方女神，然而成仙于敕木山顶的汤夫人对“六保”畲族社区而言，意义不同寻常。无论是实际距离还是情感距离都远较其他社区为近。“六保”畲民通过选择性采借、整合式再编码等形式，建构了一个专属于“六保”社区内部的汤夫人信仰体系。该体系拟制了一个专司“六保”村落人畜安全、五谷丰登的地头爷汤三公作为汤夫人的辅助神，实际上是按照儒道文化逻辑创设了一对相互协同、相互制约的父女神，从而一方面强化了汤夫人的农业生产保护功能，另一方面又构筑了一道与当地汉人社区的边界，象征着“六保”畲民的族群认同。畲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戏谑的口吻绘声绘色地演绎着汤三公成为“六保”地头爷的故事，实际上在每一次口述演绎中，都隐喻着对“六保”畲村与周边汉族村落社区边界的强调。
事实上，以敕木山顶汤夫人庙为主庙，以“六保”畲村各村庙为分庙的汤夫人信仰祭祀圈，通过主庙与分庙间的分香和进香活动，以及汤夫人神像巡游“六保”的盛大求雨仪式等，将“六保”连连成一个没有当地汉人介入的纯畲族宗教性社区，主庙与分庙间构成统分结合、联系紧密的“区域层级体系”。[7]同时，通过通婚、收养、经济互助、礼物流动等形式，又使“六保”宗教性社区与世俗性社区高度重合。
其四，村落生产生活中的组织、凝聚功能。
“六保”畲民之所以对汤夫人信仰虔诚而执着，还因为其在生产生活中其特有的组织、凝聚功能。一方面，按照农时节律操演的仪式活动，隐含着变相的组织生产的功能。畲民们在周期性的做福仪式中，重复着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寒来暑往的农耕节律，其逐步累积的山地农耕文化因子，因岁月的沉淀而变得日渐丰厚，在对丰收的企盼中，被不断强化的拓荒精神不仅承载着畲民们的农耕希望，也推动着“六保”各畲村的社会经济变迁。另一方面，反复展演的社区仪式还具有整合村落社区力量的功能。在物质匮乏年代，仪式祭品的世俗性消费，体现了畲民们共同分担贫困的务实性关怀。自1958年畲民祠堂被打掉以后，畲民家族力量日益式微，而1980年代后，做福仪式则为分散的畲村农户提供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这种以村落保护神为纽带的社区公共活动，实际上是在基层行政组织之外，恢复了一条凝聚村落社区个体的民间通道。尤其是一年一度的年前狂欢式年福大聚餐，有利于缓解因市场经济导致的经济差异而引起的心理失衡，也为未来进一步整合畲村社区力量提供了。
综上所述，“六保”畲民通过重新编码的汤夫人信仰体系，建构了一个超宗族、超村落的族群共同体，他们以此为精神纽带，整合着畲村内外的多重关系，既强化了族群认同，也形成了畲汉之间的良性互动，更应对了移民垦荒中的族群边缘化危机，进而历练和累积着日益深厚的山地农耕文化经验，生生不息地推动着畲族落社区的经济文化变迁。
（注释与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本文原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3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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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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