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与西方悠久、发达的幽默理论和喜剧美学理论相比，我国虽然早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就开始记录“笑”和“笑话”的相关资料，但是古代笑话一直为文人所轻视，不仅笑话集散失不少，笑话理论也十分薄弱。以段宝林为代表的美学研究将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纳入喜剧范畴，使笑话成为一种超越事实材料的抽象存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学者（尤其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大多采用演绎法，他们对笑话本质的思考已经被自己所尊奉的哲学体系框架所规定，依据假说来选择例证，笑话的本质是一种事先存在的、抽象的哲理格言。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笑话的抽象性概括，主要通过对事实材料的精细比较、归纳和分析而得出，采用得是归纳法。

 

　　二、工具化的普遍性阐释

 

　　关于笑话形而上的思考毕竟是少数“思想者的游戏”，多数学者更加“务实”，选择与当下政治、社会和文化形势相一致的理论范式。尤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笑话由于自身的讽刺功能，既是反抗和斗争手段，也是透视社会现实的窗口，烙印上了工具化的特征。通常，学者们以笑话文本为基础，不仅善于归纳笑话的本体特征，还非常乐于阐释文本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

 

　　20世纪60年代，大量种族笑话进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域。这类笑话是关于某个特定种族的笑话系列，如流传于新英格兰的犹太人笑话、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人笑话、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意大利人笑话和美国各地的波兰人笑话。

 

　　威廉·克莱门茨（William Clements）和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对波兰人笑话进行过详细记录和研究。克莱门茨掌握了大量波兰人笑话的文本，总结出这类笑话的基本母题以及笑话中波兰人的种族特征。邓迪斯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研究种族笑话的内容和原因，概括出笑话中波兰人所表现出的“boorishness”“tastelessness”“beingdirty”“beingpoor”等特征。他认为种族笑话的产生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反映了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歧视。在一些特殊环境中，由于历史事件（如战争、萧条）的影响，笑话会变成一种无害的形式，提供一个释放紧张和压力的条件。越是在具有威胁性的环境中，笑话越是无害和稚气。并且，种族笑话攻击性的强弱取决于笑话的使用者以及对谁使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语境的重要性。不少人反对种族笑话及相关研究，认为这是对某些种族的贬低和侮辱。面对质疑，邓迪斯的回答是：“民间文学就像文化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应当责备镜子反映了观者的丑陋。打碎镜子可能短暂地摧毁了一个图像，但是并没有改变镜子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种族笑话只是种族偏见的一种征兆，而并非原因。研究者要利用这一特殊的机会，观察历史事件和民间文学、种族笑话之间的关系。”可见，邓迪斯将笑话的文本分析与社会历史因素相结合，目的在于阐释笑话的社会文化意义。

 

　　罗杰·亚伯拉罕（Roger Abrahams）也使用文化阐释的方法，以两本黑人笑话集为资料基础，列举了笑话中体现出的44条黑人信仰类型，他认为这些笑话反映了黑人群体的本质特征。阿莫斯似乎更加关注种族笑话的理论轨迹，以弗洛伊德的“自我批判说”为开端，以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的交流民族志为结尾，详细梳理了犹太人笑话研究的系列成果。塞思·克拉维茨（Seth Kravitz）1974年2月至5月在伦敦搜集了大量白人讲述的关于居住在伦敦的爱尔兰人、犹太人、苏格兰人、西印第安人和巴基斯坦人的笑话。克拉维茨通过笑话的内容分析，探讨种族偏见的实际问题及产生原因，发掘种族笑话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中发挥的不同功能。笑话中的种族偏见产生于两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冲突，不同人群的讲述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攻击性（aggression），塑造笑话的不同形式和功能。因此，克拉维茨认为，“对种族笑话单纯的内容分析并不能展现笑话的灵活性，只有将内容分析与社会语境中的功能分析相结合，才能全面理解笑话。”他的理论贡献在于强调了社会语境对笑话的塑造作用。

 

　　事实上，种族笑话反映了诸多政治问题，学者们除了在种族笑话研究中分析政治，还专门针对政治笑话展开研究。他们大多秉持这样的观念——笑话除了引人发笑，还具有重要的精神、政治功能，是反抗的武器；笑话可以帮助人们反抗偏见、歧视和压迫。这一观点在20世纪的中国尤为盛行。

 

　　20世纪初，在倡导理性、科学、民主的改良运动中，中国学者纷纷效法西学，开启了进化论研究时代。这种范式常从提取故事母题、分析故事类型着手，进而得出人类学意义上的阐释。赵景深是使用这一范式的代表。他对中国古代近二十本笑话书做了详细介绍，并对同一则笑话的异文进行比较和考证，是典型的进化论人类学方法。对于笑话中包含的大量猥亵内容，周作人给予这样的解释：“从道德方面讲，这故事里的确有好些不可训的分子，然而我们要知道，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即是理，无论用了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得到胜利，即是英雄。周作人认为老百姓的笑话中保留了很多与野蛮人相像的东西，是原始文化的遗留物，渗透着进化论的观念。与此同时，“胜利”“英雄”的措辞是对底层民众力量和笑话价值的肯定，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民主取向和反抗精神，笑话研究成为改良运动中“从民间的立场看”的工具。

 

　　3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进入政治动荡、战火不断的岁月。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国家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变革，学者们也被迫转换了研究立场。世纪初所译介的西方理论和方法遭到完全排斥，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民间文艺理论，笑话研究显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和阶级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