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三、内涵叠写：从地方记忆到国家认同

 

　　归根到底，“行通济”民俗参与主体的调适，其实是由其文化功能的变化而导致的。

 

　　传统“行通济”民俗，一直发挥着地方文化记忆的功能。明清以来，佛山地方社会对于“通济桥”的本土书写一直未曾停歇，如围绕通济桥留下了大量的碑刻资料、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这种对于文化记忆的本土书写，建构了通济桥与地方社会历史的关系，也因此而使“行通济”民俗成为了地方记忆的一种仪式性表达。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至“文革”结束前一段时间，通济桥的相关文化记忆因极左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消歇；改革开放以后，“通济桥”的相关文化符号，又因大规模的城建和旧城改造而遭到严重破坏。2000年，佛山本土作家任流创作长篇小说《行通济》，恢复了对“通济桥”的地方书写，此后，他和其他文学艺术爱好者先后创作了大量反映与“行通济”相关的通俗文学作品，再现、赞美、歌颂“行通济”民俗活动。上述地方书写，意在建构“行通济”民俗与地方的文化联系，但是他们主要从个人认知出发，没有对与“行通济”有关的关键词和概念体系做统一解释，并对它们做连续性的使用，因而难以建立一个大体公认的知识体系。

 

　　2006年以来，随着“行通济”入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逐渐发挥了建构地方文化形象的功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公共文化概念，使地方政府在担负起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的同时，看到了借此呈现和发展的地方文化形象的契机。

 

　　一方面，佛山地方政府将“行通济”的遗产化实践与佛山市“建设岭南文化名城”战略相结合。如2009年元宵节，佛山传媒集团策划了“岭南文化名家行通济”活动，随后举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2009岭南文化名家‘行通济’”大型晚会直播。晚会上，佛山的艺术家进行了粤剧、武术、舞狮等具有浓郁本土文化气息的表演，演出融佛山特色和岭南文化于一炉，以突出“行通济”作为岭南文化最重要组成部分——“近海水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10］。2010年，佛山传媒集团为了响应“幸福佛山”的号召，策划了“幸福相约，情意岭南”的活动，以“行通济”为主题，将“幸福佛山”的城市形象与佛山“创建国家文明城市”等建设目标结合，围绕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佛山作为岭南文化名城的地方形象进行内涵的调适，这显然是将“行通济”民俗纳入到地方政府的文化发展战略，使其成为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的公共文化产品的一种尝试。

 

　　另一方面，佛山地方社会也尝试将“行通济”与国家和时代主流话语对接，以建立“行通济”与时代文化的联系。传统上“行通济”中的慈善行为，由乡民自发参与，表现为自觉的个体行为。2000年禅城区政府开始有意识的引导“行通济”中的慈善行为，出现有组织的募捐行为。2012年的“行通济”改变连续四年的以“岭南文化”为主题的文艺表演形式，举办了首届“温爱佛山元宵慈善文化万人行”活动。其实，慈善文化深植于我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之中，可以视为是一种民族共同的价值观，也是当今时代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行通济”民俗对于慈善内涵的弘扬，可以视为是利用民俗文化重塑地方形象和时代精神的探索，有利于建立一个为多方参与主体所接受的共同价值体系。不过，这次巡游，淡化了已经行之有年的岭南文化牌，没有顺势建构起慈善行为、本土文化和个人幸福追求之间的联系。显然，“行通济”活动主题调整过于频繁，没有主动构建地方文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没有充分注意文化的积累和积淀，因而难以形成一个大体公认的知识体系，参与者对“行通济”的文化内涵也难以形成集体认同。有鉴于此，2014年“慈善文化人人行”活动，继承了2012年以来的慈善主题，并尝试构建与地方文化的联系。活动当天，佛山所辖五区都有各具特色的慈善品牌亮相。尽管佛山于2003年进行了区划调整，初步形成了大佛山的格局，但所辖五区之间一直缺乏对于中心城市的认同。此次巡游，组织五区各自的慈善力量，目的是“凝聚慈善力量，共建幸福佛山”，实质上是一种有意识的城市认同建构，也可视为对“行通济”文化功能的一种再调适。

 

　　可见，“行通济”民俗的文化功能，经历了强化地方记忆到塑造地方形象再到弘扬时代精神的变迁。“行通济”的内涵调适，其可取之处在于遵循和利用当代社会规则为传统民俗制造了新的意义，其不足之处则在于对民俗自身的发展逻辑和传统尊重不够，没有建构起个人—地方—国家的稳定联系，也没有找到真正对接个人需求的有效角度。这也启示我们：在当下的非遗语境中，地方特色民俗保护的根本出路，也许是在于平衡传统民俗与个人记忆、地方形象、国家话语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建立一个大体公认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并对之进行日积月累的内涵叠写，从而使之成为个体需求、地方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文化载体。

 

　　结语

 

　　通过对“行通济”民俗保护实践的批判性反思，笔者认为“行通济”民俗的修复和重构，意在使“行通济”恢复其发展活力、发挥其文化功能，进而成为佛山文化体系中的“凝聚性结构”：“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的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11］在实践层面，“行通济”民俗的保护和传承，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是修复“行通济”民俗存在的文化空间——“通济桥”，恢复并发展“行通济”与城市空间和地方文化的联系；第二是恢复并发展“行通济”民俗与佛山人的精神联系，改变传统“行通济”单一的社区传承模式，形成一种全民参与的群体传承模式；第三是结合对“行通济”的核心概念的阐释，建立一个大体公认的知识和价值体系，不断进行文化内涵的叠写，建构其与国家文化和当代文明的联系。如此，“行通济”民俗才能在与个体、地方、国家的互动中，不仅成为佛山地方社会认同的载体，也成为他人想象、认识、理解佛山社会的代表性民俗，成为佛山亮丽的城市文化名片。

 

　　不仅如此，“行通济”民俗在非遗语境下所经历的“修复”故事，其实也昭示了当下城镇化进程中国传统民俗的修复与重构的路径：在尊重传统民俗自身的内在逻辑和时代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对其生存空间进行文化修复；调适其参与主体，使之从特定人群传承向多元参与、公共传承模式发展；调适其文化内涵，不断叠写其所蕴含的个人需求、本土文化与时代价值，建立一个共同认知和接受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如此，传统民俗才能在新的时空和文化环境下获得修复、传承和发展，从而恢复其发展活力，发挥其应有的文化功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参考文献

 

　　［1］犹言旧习“行通济”，郑掷肥鹅取兆头［N］.越华报，1936-02-09.

 

　　［2］陈恩维.“走百病”民俗的渊源与流变［J］.民俗研究，2017（2）：42-50.

 

　　［3］佛山市交通局编.佛山市交通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4］郑力鹏，郭祥.通济桥民俗景区再造设计［J］.中国园林，2002（5）：54-55.

 

　　［5］陈颜梅，曾雪莹.佛山行通济的前世今生［N］.珠江时报，2016-02-22.

 

　　［6］引财归家才是正解，政府误导陷入两难［N］.羊城晚报，2013-02-25.

 

　　［7］关婉灵.同济涌改造发现明代天后庙古迹［N］.南方都市报，2014-11-27.

 

　　［8］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文艺研究，2008，（2）：77-83.

 

　　［9］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0］佛山“狂欢节”，传媒竞“聚焦”——“行通济”活动吸引中央省港澳各地知名媒体［N］.佛山日报，2009-02-09.

 

　　［11］黄晓晨.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06（6）：61-62.

　本文原载于《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