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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不只是乡土的
差序格局概念同乡土中国联系，但历史中国并不只是乡土中国，即便“乡土中国”决定性地影响了普通中国人理解并遵循的秩序和道德。《乡土中国》的第一句就挑明了这一点：“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页6）。若仅关注“差序格局”这个词，就可能有意无意忽略了费老对自己视角的这一重要限定；也很容易忽略后来费老强调的历史和现代中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页6）。这后一社会好理解，即城市社会，工商社会或陌生人社会。但从这基层上长出的那层与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呢？费老在此书中聚焦的是乡土中国，他没有展开更多的论述。
但为理解“差序格局”，我们则有必要予以想象性重构。我认为，费老未能展开讨论的这个社会就是至少到春秋战国时期就已从中国乡土社会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政治文化精英，他们是一个社会阶层，但在一定意义上已自成一个社会。特别在秦汉之后，由于统一的大国中央集权治理的需要，统一文字、官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从选举到察举再到科举的政治精英选拔制度发展，创造了历史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群体。他们在国家政治、军事和管理的长期实践中不但形成了而且一直实践着团体格局，并形成了相应的政治职业道德伦理，尽管这种实践还是会受乡土的影响。
这类例子太多了，这里只能简单勾勒。如，儒家一贯强调“君君臣臣”，反对犯上作乱，孟子在谈论尧舜的国法/人情冲突时也曾“公私不分”，但我们一定不要忘了，孟子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那些断言，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武王伐纣不过是“诛独夫民贼”。这些说法都表明孟子完全理解并自觉坚持了（通过对“君”重新定义）一种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即国王和臣子都必须对天下百姓负责，而不能盲目忠君。与之同时的荀子也明确强调“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前面也已提及老子的“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有了这些历史的铺垫，我们才能逐步理解汉初政治精英中逐步确认的“王者无私”这一基本原则，以及此后的各种甚至令普通人不可思议的政治实践。
不只是皇帝，这其实有一个长时段的政治精英群体。通过自幼学习各种与农耕几乎毫无干系的历史和经典，大量接触、理解并分析有关家、国和天下的知识和问题，历史中国的许多政治文化精英的眼界，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亲缘和地缘。他们的理想是“学而优则仕”，但不只是当官，不是在本乡本土当官，而是要参与全国政治，精忠报国，换言之，要“治国平天下”。长期的学习和入仕相当程度上隔断了他们同家乡亲友的亲缘地缘关系，却在政治文化认同和心态上把分散于全国各地的他们整合起来了，令他们胸怀祖国和天下，由此创造了治国平天下可以且必须依赖的这个精英阶层甚或团体。
虽源自乡村，但他们已不再，或不仅仅，以自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来理解和想象他的世界了。不是全部，但许多人有了深厚的“家国情怀”。经过精英制度的筛选，再经官僚制的长期精细打磨，他们成为治理国家的官僚，他们不再仅仅属于自己生活过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农耕社区或地域，而更多属于这个国家，这个文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非只是对历史中国政治精英的规范要求，也并非个别精英的自勉，在相当程度上，这已成为他们许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是他们思想情感的当然寄托。
甚至不只是帝王将相。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中国史通常忽略（因此不是“湮灭”）的一个很可能并且只可能主要坚持团体格局的普通人群体会是历史中国的军队。我未做任何考证，也没检索可能有的系统研究，但仅从我个人曾经的军旅生涯，以及从中国帝王将相史中的只言片语，辅之社会科学的理论，可以想象并推断，历朝历代，尤其是长期驻守在北部边塞的军队，由于战争的威胁，由于艰苦的环境，由于军队组织战斗力的要求，一定要求，同时生活环境自然会塑造军中强烈的团队精神和组织纪律。士兵大多年轻，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相互间本来没有什么亲缘和地缘关系，因此很难在军中有差序格局发生和维系的可能，相反一定会形成并不断强化军队中“团体格局”以及与之相应的责任伦理。想想前注20中《孙子兵法》告诫军中主帅应严格分离政治理性与私人情感；想想商鞅以军功激励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想想曾令“天子为动，改容式车”的细柳营周亚夫；想想“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的飞将军李广！
因此，在历史中国，“差序”最多只是，如费老所言，农人从基层看上去的社会格局，这是农耕塑造的他们日常生活的必须，也是他们对社会的合理想象。但这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全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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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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