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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民俗电影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对民俗影视与影视民俗的关注。从民俗与电影各自的特性来看，二者在文化底蕴和形式构造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为其结合提供了可能性。从民俗电影的实际发展来看，民俗与电影的结合给电影带来了不少利益和荣耀，为电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天地。但是，电影对民俗的影响有利也有弊，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存在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对民俗与电影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作出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电影；民俗；新民俗电影；传播
作者简介：何华湘，女，民俗学博士，现为梧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民俗传播、民俗治疗
民俗于电影并不陌生，以罗伯特·弗拉厄迪(Robert Flaherty)的《北方的纳努克》(1922)为首的民族志电影，以及此后出现的人类学电影、民俗学电影，都具有较强的民俗情节。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传统民俗在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频频“抛头露面”，国内掀起了一股“新民俗电影”浪潮，民俗与电影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却重大的转变。《红高粱》中的“颠轿”、《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点灯”、“捶脚”等题材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骚动，随之而来的是对电影与民俗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层反思。
一 民俗与电影结合之可能性
民俗何以能够走进电影？或者说，电影何以能够将民俗揽入银幕？从民俗与电影各自的特性来看，二者在文化底蕴和形式构造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为其结合提供了现实基础。
民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①“是人类各集体共同生活里具有普遍和重要性的一种社会现象。”②据此定义，民俗首先是一种文化，并且是一种可识别的生活文化。它包罗万象，涵括民间信仰、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传统节日、人生仪礼乃至衣食住行等等风俗习惯，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门艺术，电影高于生活，但也源于生活，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碰到人类文化的底层源流——民俗文化。无论是导演和演员，还是剧本和台词，抑或声画布景，都离不开民俗的支持和制约。
首先，电影中的能动因素——人，包括导演、编剧、演员等等——本身就是民俗的造物，成长在民俗环境中，接受着民俗的熏陶，养成了民俗的思维，传承着民俗的基因，在其创造和表达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会带着民俗的倾向，其作品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烙上民俗的痕印。张艺谋在电影色彩运用中偏爱红色，对此，他自己作过解释：“这跟我是陕西人有关。陕西的土质是上红的，陕西民间就好红。秦晋两地即陕西和山西在办很多事情时都会使用红颜色。他们那种习俗习惯影响了我，使我对红颜色有一种偏爱，然后我又反过来去表现这种红颜色。”③显然，张艺谋的红色“情结”并非个人特质使然，而是源自民俗对他的养成。
其次，电影剧本往往包含大量的民俗内容。剧本不是空中楼阁，其创作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除了极少数刻意淡化背景、超脱日常生活的影片以外，无不或多或少撷取了民俗文化的素材：有的取材于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有的以民俗纠葛来构建情节冲突，有的描摹人间百相，有的渲染异地风情，有的借用方言俗语来塑造语言风格……但凡有时代背景和生活场景，就必定有民俗文化的渗透。即使是那极少数的刻意排除了民俗具象的剧本，在其传播的过程中，若要被受众接受，也必须借助共同的民俗心理，亦即，编码和解码必须是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进行，而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内涵及其形成，少不了民俗文化的积淀和影响。可以说，电影的文化底蕴，正是埋藏在最底层、最广泛的民众的生活文化之中，民俗文化正是这座文化原矿的可以辨识并且触摸得到的脉络。在向文化的纵深发掘时，电影与民俗的相会应属必然。
在形式构造方面，民俗和电影亦有相当的可比性。电影是视听元素的剪辑。布景、演员等元素构成画面，对画面的不同角度不同手法的拍摄构成镜头，不同时空的镜头又以“蒙太奇”的手法拼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段落。民俗也可分解为若干层次。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曾把民俗的结构层次由小到大划分为民俗质、民俗素、民俗链等等。民俗质是民俗最基本的原材料，民俗素由若干民俗质构成，是相对独立完整的民俗单位，能表达特定的民俗意义。若干民俗素按一定的秩序排列联结，则形成民俗链。民俗结构的“可拆卸”性正好与电影的结构方式类似，使二者在结构上得以契合。例如，迎亲是婚俗中的一个独立的民俗素，它由花轿、吹打班子、喜乐等民俗质组成，当这些事物出现在电影里时，无需更多解释，观众自然就能明白其含义，并且在民俗心理的暗示下，会期待新娘的出现。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片头和片尾先后两次出现迎亲队伍，并且随即出现新娘，就是用一个独立的民俗素替代了繁琐的婚礼过程，在影片的叙事结构中中承担了情节交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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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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