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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视方法正在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影像民族志不仅仅是纪录、描述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影像民族志在表达异质性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且进一步阐释了影视或者影像民族志方法在传达默会知识、促进跨文化理解，以及在人类学展开非语言社会行为研究、促进知识的分享和进行社会干预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与实践。同时，本文也指出影像民族志也只有回应人类学理论发展、参与人类学知识生产，才能制作出真正的“影像民族志”。
［关键词］影像民族志；影视方法；人类学知识
作者简介：雷亮中（1977-），男，浙江建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影视人类学、民族志电影拍摄与制作、疾病与社会文化。
影像民族志：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也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1](P.1)人类学家以田野工作基础上的民族志研究对人类社会进行描述研究，并通过文化的描述来理解并解释不同社会文化，提出理论见解。沃尔特·戈德施米特(Walter Goldschmidt)认为：“拍摄人们在没有面对摄像机的情况下通常所做的事情，从而向属于一种文化的人们解释属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的行为，这种电影就是民族志电影”。[2]影像民族志能否成为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影视人类学家一直努力扩展影像方法的研究空间。格罗斯（Larry Gross）、沃思（Sol Worth）、茹比（Jay Ruby）、查尔芬(Richard Chalfen)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著作中就提出了影视人类学包含三条线索：把影视技术作为研究方法、非语言行为的研究、影视作品分析和影视展示。英国影视人类学家马库斯·班克斯（Marcus Banks）也将影像化的研究方法分成三个方面：影像表现（通过影像制作来研究社会）；研究已经存在的影像材料（通过研究影像获取社会相关信息）；在制作影像时和研究对象合作。[3](P.30)
然而，作为一种跨学科作品形式，影像民族志很难用传统的方式进行简单的归类和定义。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影像民族志或民族志电影的定义、作用、地位存在着诸多争议。杰沃斯（I.C.Jarvie）认为影片只是辅助性的纪录工具，大多数影视民族志电影对人类学的理论说明不足，对于以电影作为科学的人类学传达工具之价值深表怀疑。[4](P.313-325)在以“科学”、“客观”与“真实”为取向的传统民族志的影响下，民族志电影为了取得学术合法性，也强调自己在“客观地”纪录人类社会文化方面的作用，以符合人类学科学研究这一目标。在这方面，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的宗旨、理论和实践十分具有代表性。他们将拍摄作为表现社会的客观手段，而不是人为的主观经验。科学电影研究所的创始人戈特哈德·沃尔夫（Gotthardt Wolf）教授依照“将电影摄影学用作研究工具，其次将成果用于教学目的”[5](P.19)的宗旨，主张将影视手段作为收集记录文化现象，尤其是那些耳闻笔录所不易表达社会文化内容，以满足文化研究之需。
影视人类学家杰伊·茹比则强调了民族志影片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重要性。1998年美国人类学学会“看文化：视觉交流的人类学”研讨会上，茹比抛出了“民族志电影之死”的这一话题，即当下的民族志电影更多地成为关于不同文化的纪录片，而不是人类学建构知识的形象化表达。因而，尽管这些影片被用于教学，但游离于人类学核心圈之外。民族志电影与人类学相分离，如同心理影片之于心理学、历史的电影之于历史学。有志于使用电影媒介来传递他们的田野研究结果和见解的人类学家必须超越传统民族志影片和纪录片模式，发现一种合适的方式形象传递人类学知识的目的。[6]因此，本文试图从影像民族志（民族志电影）在人类学知识建构和实践方面的独特作用来阐述影像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运用和实践。从语言到图像：人类学的影视表达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成为西方哲学与传统哲学之区别与转换的关键。这一转向构成了认识论哲学基础，即从关注世界本身转而关注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理解世界。尽管语言对于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和意义不仅仅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但人类学的“语言学转向”促进了“语言学模式”在社会文化行为模式分析中的广泛运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结构主义人类学、符号—认知人类学、阐释人类学等人类学理论流派以及更加注重表征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
1992年，托马斯·米歇尔（Thomas Mitchell）在《艺术论坛》中首次提到“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并于1994年出版《图像理论——视觉再现与语言再现文集》，探讨了元图像、图像与文本、图像与公共领域，提出了图像理论。就某种意义而言，“图像转向”是对以语言学作为认识世界基础的一次挑战。“图像转向……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将其看作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复杂的互动”。[7](P.6)他也强调图像的自我指涉能力能像语言一样具有重要认识论意义。[7](P.25-71)
米歇尔的“图像转向”是一次建立不同于“语言文字认知世界方法”的尝试。尽管，在文字符号出现之前，图像（如岩画）曾经作为重要的人类理解和表达世界的方式。书写文化出现之后，语言文字成为主流，图像等文化方式则为附属。米歇尔把图像表征模式纳入学科研究的视野，其可能的意义在于[8]：观看行为（spectatorship）可能与阅读的诸种形式（解密、解码、阐释等）是同等深奥的问题，而基于文本性的模式恐怕难以充分阐释视觉经验或“视觉识读能力”。在米歇尔看来，观看与阅读（视觉图像与语言文本）之间并没有本质层面上对立，而是需要思考图像表征与语言表征的差异性，并强调人文学科需要更加重视这种差异性。他提出应该有“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9](P.17)同样，罗兰·巴特（R.Barthes）在分析摄影时也提出了一组类似的概念“知面”（Studium）与“刺点”（Punctum）。[10]
影视人类学学者也不断探索不同于文字符号的影视表达方式。大卫·麦克道格（David MacDougall，又译戴维·麦克道尔、大卫·马杜格）提出田野工作者可通过运用视觉媒介反思人类学所涉及的原理。[11](P.276-295)杰伊·茹比也积极倡导人类学应发展出一种能够超越文字力量，理解世界的视觉语言。茹比认为，诸如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和戈达尔（Jean-Luc Godard）所试图制作的革命性的电影，而不仅仅是关于革命的电影。同样，人类学家应当制作人类学的电影而不是关于人类学的电影。[12](P.104-111)这种人类学电影也是大卫·麦克道格一直所号召的重新思考人类学认知分类，从其基于“单词——句子”的书写人类学传统思维向基于“形象——序列”的人类学思维的转变。[11](P.292)影视人类学不是对书面人类学的简单替代，必须树立有利于人类学整体发展的另类客体和方法论。[13]麦克道格认为视觉媒体可以采用“暗示、形象共鸣、认同和视觉的转换”等影像叙事策略，并以此建构影视人类学的知识基础。“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话来说，视觉媒体使人能够用‘熟知’而不是描述的形式建构知识。细节能被详尽地表现而不会因概括而牺牲，就好像用文字组织诗歌一样，电影能够抓住一个完整的文化背景，而不会使之支离破碎。隐喻几乎总是存在的，它用感情、行动和思维把环境与对象连接起来。这样，视觉媒体提供了感知别人的途径，它不像纯粹的文字表达，需要‘心理的或动觉的’以及解释的种种反应。”[14]相对于书写民族志，影像民族志更具开放的特性。超乎作者设计之外的非理性、无逻辑的莫名感动也会引起观者的共鸣。某一场景或文化碎片甚至一个表情也会产生“激发”观众的作用。应用性的禁毒示范片《虎日》[15]使用了叙述性认同和描述的现实主义策略，通过一系列丰富的文化仪式场景来解释历史文化资本如何在当下场景中被激活以及其中所渗透的各种文化力量。其中，影视语言通过隐喻、共鸣、认同和视觉的转换，即用人们通常熟知的方式建构知识体系。因此,视觉媒体提供了感知别人的途径。2002年6月至7月，《虎日》在丽江地区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一个星期，在公众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禁毒戒毒宣传效果。彝族同胞尤其激动，有的甚至落下了眼泪。[16]
当然，不同于语言文本认知表征体系长于同质性描述，视觉认知和表征系统擅长于异质性表达。麦奎尔（Scott McQuire）和卢瑞（Celia Lury）不仅把照片当作特殊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也作为一种改变理解和观看方式的力量。麦奎尔强调影像的混杂性和模糊性，认为它是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共同表现。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面对影像时难以取舍的矛盾心态所在。[3](P.13)卢瑞认为影像不仅牵涉民族志实践和现代性话语，也涉及我们对于作为民族志主体的个体理解。卢瑞指出“照片不仅是再现，也教导我们观看的方法”，并且这种观看方法也转变了当代人的自我理解。[3](P.13)默会知识与跨文化影像阐释传统实证主义将知识看成是静态的、客观的，认为知识都是明确的、可表达的。相对于显性、科学逻辑性知识而言，人类社会还存在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是一种经常使用却又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予以清晰表达或直接传递的知识，这就是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其《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中提出的“默会的知识”（tacit knowledge）。[17]波兰尼指出，默会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是一种领会、把握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默会知识存在于实践之中，它与个性、经验以及所处的情景交织在一起，只能在行动中展现并被觉察、被意会。默会知识具有难以捉摸、含糊不清、不易保存、传递、掌握和分享等特点。同时，波兰尼主张“默会向度的优先性原则”，认为“所有的知识不是默会知识就是根植于默会知识”，我们无法找到一种在默会知识之外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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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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