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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共赢：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惠路径
1. 民俗之于思想政治教育
就存在形态而言，“民俗具有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也就是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3]（P13）民俗文化是人的活动的结果，民俗生活是人的活动的过程，二者都应该也都能够参与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文化形态的民俗表现为“过去时”的民俗事象，对于民俗主体来说，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民俗文化产生于过去，可能随历史流传至今，也可能只是历史上传承，现实中已经消失。民俗文化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传统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可采用三种方式加以吸收、利用。一是直接把民俗文化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当中。大多数民俗文化具有向善向美的精神内核，可以作为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二是利用民俗文化营造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空间。如借助各类民俗博物馆、民俗文化村等，进行以勤劳勇敢、艰苦朴素、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忧国忧民等为主题的优良传统教育。三是选取某些民俗文化如各种陋俗陋习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反面教材。
面对良莠不齐的民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扬弃原则，对民俗文化加以批判继承。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批判继承要避免机械的二分法。已有事实证明，我们容易对复杂的民俗文化进行简单粗暴、一刀切式的好坏之分，然后近乎偏执地弘扬精华、摈弃糟粕。如民间信仰曾被视为糟粕的典型而不断地加以污名化，民间文学则被塑造成了精华的典型并被过度拔高。民俗文化的复合性决定了任何民俗文化都不止一面，即使如民间信仰，其迷信思想确是糟粕，但其惩恶扬善的精神却又属于精华的范畴，特别是在传承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舞蹈、民间音乐等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民间信仰的重要作用更是不可否认。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民俗文化的批判继承，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地加以吸收利用。
生活形态的民俗表现为“现在时”的民俗事件，对于民俗主体来说，它是一种实践活动。与民俗文化相同的是，民俗生活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与民俗文化不同的是，民俗生活必须传承至今，它是活在当下的传统。相对于民俗文化，民俗生活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为重要的路径选择。
⑴ 民俗生活可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回归生活世界”成了教育学界的热点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为了解决自身的实效性不足问题，也自觉加入了“回归”的潮流。对于为什么回归生活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对于回归何种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一直存在众多分歧，至于回归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尽管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学者还是表达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诉求，即尊重教育对象、反对科学主义。而这也是民俗生活的当代诉求。从本质上来看，民俗生活具有前科学性或者说非科学性，它重在个体的体验而不是异化，尊重人是民俗生活的核心理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民俗生活也是一个可以回归的生活世界，通过探讨民俗生活的人本思想，能够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研究。
⑵ 民俗生活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现实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所有对象，不论是工人、农民、商人，还是知识分子、学生、军人、干部等，从民俗的视角来看，他们都是践行着一定民俗生活的“民”，民俗生活是他们的存在方式。对“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考虑他们的现实生活，涂尔干曾以道德为例论述了现实生活对德育的重要性，他说：“每个民族的道德准则都是受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的。倘若我们把另一种道德反复灌输给他们，不管这种道德高尚到什么地步，这个民族都会土崩瓦解，所有个人也会痛苦地感受到这种混乱的状况。”[4]（P195）民俗生活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基础。
⑶ 民俗生活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方法借鉴。自从列宁对灌输进行系统论述以后，灌输理论就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和原则，一度上升到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层次。但在教育实践中，灌输理论最终还是沦落为一种具体的教育方法。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强制执行，才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下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方法不同，民俗生活重在养成之法，经由接触、了解、评判、选择、吸收、内化、外显等复杂过程而达到约定俗成。民俗生活的养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隐性教育过程，通过习以为常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把个体塑造成符合民俗要求的“民”。养成之法可以弥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的缺陷，丰富和完善方法体系，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无论是文化形态还是生活形态，民俗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还具有“将来时”意义。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或者说理想状态，就是把教育内容转变为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即所谓的“化民成俗”；而思想政治教育不过是实现终极目标、达到理想状态的手段，即所谓的“其必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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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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