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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相为谋：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兼容困境
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着两个理论上对应而实践中对立的关系组，即过去与将来、民间与官方，这两组关系造成了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历史上已经发生、在现实中依然存在的兼容困境。
1. 过去与将来的时间向度
过去与将来的关系组用以描述民俗和思想政治教育各自的时间向度。关于民俗、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界提出了数量颇丰的概念，但无论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被如何界定，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民俗是面向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面向将来的。
说来巧合，现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中国大规模开展的时间顺序，恰好是一前一后。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正式开始。运动之初，以征集近世歌谣为务，旁及方言、俗语。随着运动的深入，收集整理的范围逐渐扩大到民间故事、民间信仰、民间艺术及其他风俗习惯。这些被收集的对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文化“遗留物”，它们都是历史上形成并伴随历史而传承，时间上的传统性成为民俗认定的首要标准。
虽然至迟于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已零星传入中国，但其广泛传播则是1919年以后的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政治宣传动员活动。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打破现实的旧世界，才能建立将来的新世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对过去的关注只是为了更好地打倒过去，未来的美好愿景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不巧的是，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遇并不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从开始的时候，面向过去的民俗与面向将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赶上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大时代。
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民俗自发地表现出维护或改良的姿态，以求旧秩序的继续；思想政治教育则自觉地进行批判或革命，以求新秩序的建立。相较于民俗，思想政治教育更契合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潮流，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由此，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民俗被有选择地分为两类，一类用作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如歌谣、故事、说唱、秧歌等；另一类则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批判和革命的对象，如迷信、陋习、鄙俗等。这种分类带来的对立集中体现在民俗研究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除了被继续用作手段的民间文学，其他民俗事象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完全停滞。1972年，著名的“两个决裂”思想在修订《共产党宣言》译文时提出，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P421）作为传统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传统观念的重要载体，民俗是最彻底的传统，当然也要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时至今日，面向过去还是面向将来，仍是评判民俗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标准，二者在时间向度上的对立依然存在，并在实践中表现为传统继承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矛盾。
2. 民间与官方的空间属性
民间与官方的关系组用以描述民俗和思想政治教育各自的空间属性。民俗对应着民间、思想政治教育对应着官方，这是易于理解也易于误解的一组关系。
作为民俗的生存空间，民间是民俗主体和民俗客体共同建构的结果。首先，民间是被民俗客体规定了的空间。一个空间是不是民俗意义上的空间，取决于空间内的文化和生活是否符合“俗”的基本要求。如关于长征的红色故事，因其具有民间故事的特性，它们流传的空间就是一个民俗意义上的空间。其次，民间是被民俗主体践行着的空间。个体是否属于一定的民俗空间，关键是看个体是否具备空间内的文化和生活，而无关个体的社会角色。即使是具有官方身份的个体，只要他开始践行民俗空间的文化和生活，他此时就是民间的一份子。最后，民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作为民俗主体的“民”经由民间完成生命的历程，作为民俗客体的“俗”借助民间得以传承、发展，二者在互动中完成对民间的建构。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空间，官方是一个条块结构的权力体系。不同层级同一系统之间呈现出纵向的条条结构，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通道；同一层级不同系统之间呈现出横向的块块结构，形成从中心向四周的权力通道。[2](P 61—79)在各级党委的高位推动下，打破条块之间的分割，纵向的条条和横向的块块得以联接，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空间。一方面，纵向的条条之间相互协调，以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面对不同层级同一系统时可能产生的失真问题。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都要根据中央文件相关要求，做好本部门所属教育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文件层层传达的过程中，严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一方面，横向的块块之间相互合作，以防止思想政治教育面对同一层级不同系统时可能出现的孤岛现象。如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需要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承担，也需要宣传部、学生处、教务处等部门的密切配合，而部门之间的良好合作离不开学校党委的高位推动。
可见，民间的空间属性表现为文化和生活，官方的空间属性表现为权力。文化和生活遵循认同逻辑，倾向于主动性原则，所以民间有很大的自愿性；权力遵循服从逻辑，倾向于被动性原则，所以官方有很大的强制性。相应地，在对象的塑造上，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目的、方式、过程、结果的不同。与时间向度上的对立相比，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空间属性上的区别，更为深刻地决定了二者不相为谋的兼容困境。
这种困境反映在二者的研究者身上，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民俗学者的“两面性”和思想政治教育学者的“一边倒”。所谓民俗学者的两面性，是指民俗学者既要面对民间也要面对官方。为学术计，民俗学者要站在民间的立场来研究民众的思想；为求研究之便，民俗学者要有致用的学术自觉以迎合官方的需要。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学者的一边倒，是指关注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出身。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2005年以来，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成为热点，但研究者之中鲜有民俗学者的身影。民俗学者认为只有远离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保持学术的纯粹，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则认为只有远离民俗才能保持学术的主流，这不仅说明了民俗学者为什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集体失语，也解释了思想政治教育学者把传统文化等同于精英文化的主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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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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