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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启真正的民俗学交流，展望更丰富多彩的未来
正如前面所述，良好的学术交流要基于平等的人与人的交往；对一个学者个人的了解和对其理论思想的了解同样有意义。可喜的是，这样的新时代之门已经打开。例如，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建立了几十个民俗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点，其中的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轻易说出所了解的十几个甚至更多的美国民俗学家的名字及其思想。但是，美国方面对中国同行的了解则无法相比。这一点美国同行也有所注意或呼吁。比如，在美国各个民俗学学位点中，有关中国或亚洲的民俗课程寥寥无几。罗伯特·巴龙（Robert Baron）在他2008年第一次到北京与中国民俗学者交流时便感受和感叹道，“在这儿，民俗学者在探讨高深理论，从事的是批评民俗学，而这些很不幸还没被翻译到美国。鉴于近年民俗学理论匮乏，中国民俗学者的理论概念需要被介绍到美国。”
对中国民俗学者来说，真正的学术交流是在建立了自己的根、体现出自己的特长之后而进行的平等对话。中国民俗学者通过近三十年对自己传统的自觉，吸收了来自不同学科和理论背景的思想，并通过非遗运动，开始展露出自己的学科生机。而美国民俗学在近年对中国的交流中也已经获得了很多新的力量。例如，越来越多的民俗学学科点开始有来自中国的学生和访问学者，各种学术会议都有来自中国的案例分析和观点，这些无疑都有助于开阔美国民俗学者的视野，也同样有助于中国民俗学者成为有国际视野的新型学者。
在此，我们可以用邓迪斯通过他的中国经历所提出的希望来看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和要走的路有多远。当然，丁乃通在通过多次与民俗学者的面对面和书信交流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并为他自己能帮助培养新一代民俗学者的成长和参加翻译交流而感到欣慰。
邓迪斯在从1990年的中国行回到美国后不久便在美国民俗学会通讯上以“有关中国的民俗研究”为题呼吁学会成员以邮寄民俗学出版物的方式帮助中国同行了解外界。他写道：“在中国，我们所见过的许多民俗学者和学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极其渴望更多地了解欧美的民俗理论与方法……我希望美国民俗学者能够给他们寄些书籍，我敢肯定，他们会很感激的……很难表达他们是多么如饥似渴地盼望更多地与西方接触……我之前根本没意识到在中国有那么多活跃的民俗学者……”。
他简单描述了他所访问的三个民俗学点及所会见的学者：华中师范大学的陈建宪（当时翻译了他的《世界民俗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张紫晨和钟敬文；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勤建和上海文联的吴宗西，也提供了三个民俗学点的地址。他强调道，“美国民俗学会会员捐赠书籍的慷慨之举定会受到他们的赞赏”。那时，互联网刚开始在美国使用，在中国还不为人所知。
他在1990年写给《世界民俗学》的中文版序言说，“民俗学研究已逐渐成为一个跨学科和国际性的学科领域”[26]，而在2005年《民俗解析》的中文版序言中则特别强调了“民俗学（有关民俗的研究）真正是一门国际性学科”[27]。在1990年，邓迪斯感到遗憾的是“中国的民俗学家至今还没有参加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国际间协作，同时欧美民俗学家也不知道中国民俗学家们所取得的成就”。大约十年后，邓迪斯依然在期待着，“中国民俗学家们做两件事情。首先是就相互感兴趣的话题更主动地参与到民俗学家的国际对话中去。其次是从民俗的收集和记录转移到分析和解释的批评场域”。在两个序言中，邓迪斯都提到，中国民俗学者可以芬兰和爱尔兰民俗学者为例，要“发表两次”自己的成果以便有更多的读者。同时，他感叹道：“可悲的事实是，西方民俗学家们相对极少有向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世界敞开的窗口”。
倘若邓迪斯看到今天中国民俗学者之间的交流，他一定会感到些许欣慰，但他一定还会希望我们的交流要从广度发展到深度。今天，我们的面对面和借助互联网的交流已经成为日常。当我们在“搜集”的同时走向“阐释”，我们还要确知我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出自哪里，要将我们的心态直面目标：在相互分享文化与观点中互相学习，做到平等理解和尊重。
进入21世纪，中美民俗学交流从个人或单向的交流转向了机制性和多向性的互动。双方的民俗学会无疑至关重要，但学者们的个人努力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便有着无数有趣和有意义的“亚民俗”故事。同时，在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中，中国学者的声音越来越清晰，观点越来越成体系。例如，2015年《亚洲民族学》的特刊是中美学者共同对中国民俗学学科成长与成熟的反思[28]；2015年《美国民俗学刊》刊发了首个有关美国华裔和亚裔民俗的特刊[29]；2016年《美国民俗学刊》的有关神话特刊突出了中国的学术成果[.30]；2017年《西部民俗》发表了有关中国非遗的特刊[31]。另外，还有中美学者合作的英文版的学术和普及书籍，如杨利慧、安德明、特纳合著的《中国神话手册》（2008）等。[32]
纵观一百多年来中国自身对民俗的研究，以及外界对中国的研究，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中外交流中的两个不平等：一个是对自己和对别人在观念（包括理论）上的不平等；一个是语言上的不平等。或者说，平等的交流应该是观念上的平等（对自己和对别人）和语言上的平等（彼此能懂或用对方的语言）。美国民俗学科的发展史也证明了它经历着从“向内看”转到“向外看”和“从外看”的过程。百年来，中美双方虽然在两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要达到这样的平台，各自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可喜的是，双方对此开始有了共同的认识和同舟共济的追求。从中国民俗学角度来看，中美（包括中外）民俗学交流经历了这样几个（交叉或重叠的）阶段：1、从介绍引进到模仿套用；2、从研究译文到对面聊天；3、从请进来到走出去；4、从被翻译到翻译自己；5、从听者到说者；6、从追随到领头；7、从去中国特色到显中国特色；8、从眼光向外到眼光向内；9、从个别交往到多重的机制化交流。当然，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有“向外看齐”（或“与世界接轨”）的倾向，因而忽略挖掘自身文化之根及其特色和优势，不利于构建符合自己文化实践的理论体系。
总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美民俗学界的交流为各自的学科发展都注入了极大的生机。作为记录日常生活的学科，民俗学不仅要记录“他者”，也更要记录“自己”。因此，记录这十年来的学会、学科，以及自己的学术发展，对双方民俗学今后的发展无疑会有益处。一个学科，如果没有自己学科发展史中的“亚民俗”，就不是一个完整健康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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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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