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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阅读具体研究的内容和路径
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考虑，我们通常会思考三个问题：第一，有什么样的知识？第二，知识是如何被制造或创造出来的？第三，知识又是如何被解释和使用的？也即，知识如何制造了这个世界？“田野与文献间的双向阅读”遵循上述知识运动的一般规律，亦是我们考察知识运动的思路。
中国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精英思想对民间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其中，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范围也最广。其次是道家、佛家的思想。这是针对汉人社会而言的。若是草原社会，如果不懂喇嘛教，恐怕根本无法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如果我们不懂《古兰经》教义的话，也无法真正研究回族及广大西北地域社会。但是反观我们的人类学民族学教育，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的课程训练，却没有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哲学史之类的课程。整个训练照搬了西方人类学教育模式，到头来，学生的英文很好，可是连古代文献都读不懂（包括乡下的古碑）。这如何去认知中国？
当下中国大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都是一种剖面研究，至多是一个观乎当代的断代研究，缺乏历史深度和厚度。这种研究趋势似乎认定，当代中国的运转发力于当代自身，发力于民间自身，发力于边缘人群自身，与历史上的思想无关。因而，大量民族志作品只注重呈现当代语境下的各种互动。我们应该了解当代中国更深的源头，当然不能以现代知识体系的学科分工为由，拒绝或摈除对历史源头的探索。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了解过往文献所记载的内容和思想，也恐怕与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没什么不同。对于人类学来说，在弄通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应该更深一层地明白文献是如何撰写出来的。这一点可以借助西方后现代意义上的“写文化”（writng culture）理论，当然，也可以借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萨义德的东方学之见解，我们还可以从历史上本土学者如崔述的《信古录》和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中获得灵感。写文化研究是从诗学与政治学角度理解文本或文献的制造过程。有了这个思路，就容易看出古代哲学思想是在面对怎样的社会问题时而生产出来的。任何人都生活在一种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中，特定历史中的文化和社会阶序权力相结合，会形成特定的典范知识观（任一文类都具有撰述规范），由此影响了书写。也许弄通书写者个人的意图并不是件难事，但若想洞察社会群体假借书写者个人之手来表达意志，则要下一番功夫。
思想如果仅仅栖存于哲学层面，是很难发挥作用的。它只有进一步被加工成制度和政策，才能对社会发挥作用，才能理解人的制造，即福柯意义上的主体生产。所以，在了解了古代精英思想以后，必须熟悉各种典章制度。比如，朱子的《文公家礼》、范仲淹的《范氏义庄规矩》、明代“大礼仪”活动中的“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条令、清雍正皇帝颁布的《圣祖广训》和孔继汾撰写的《孔府家仪》等。如此，才能明白大规模汉人宗族是如何在明代中后期以来被逐渐创造出来的。这些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蕴涵了儒家学说内容，正是借此制度的推广与实行，儒学最终到达社会底层，文化性地再生产了大众。
看完文献（尤其是哲学思想著作和各种政策与制度性文本）之后，我们再考察它们的实践问题。以儒家思想为例，作为一种知识，在中国历史上它经历了两个向下过程：第一，精英阶层的知识和思想在本文化内部对底层的影响；第二，精英阶层的知识和思想对异文化的影响。前一种叫做“濡化”（enculturation），后一种叫做涵化（acculturation）。
像前文所举林耀华、庄孔韶的家族宗族制度研究和后来张小军的宗族研究，其实主要关注的是《文公家礼》在乡村中的实践问题，以及20世纪以来现代化过程的文化遭遇。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们，通过朱熹及其弟子、再传弟子以至后世的儒学谱系，在福建再造了一个“东南邹鲁”。笔者接续他们的思路别离了东南经验，转向中国北方，观察《孔府家仪》的概念是如何渗透进地域社会之中。当然，历史上儒家学者不止朱熹一个，也不止孔府一处。像湛若水和陈白沙及其知识谱系的理学对珠江流域，宋濂等人对浙东社会，王阳明及其江右学派的心学体系对赣江流域，清代今文经学派对长江下游地区等的研究，都有着类似的文化历程。中国历史上这些不同的儒家学术流派或个人通过不断地在地方上造宗族、做联宗，借助这些活动将儒学带进了老百姓的生活之中，从而将地方社会链接进国家的一体化之中。没有儒生集团的努力，整个中华帝国若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完成礼仪的统一，或借助儒家礼仪整合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在考察文字下乡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比较两个不同：一是民间实践的面貌与精英文本（包括国家文本）之间的差异，思索何以造成了这种不同。二是研究不同儒家学者对地方社会造成的不同影响。对于前者而言，就像戏剧脚本和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戏剧表演一样，由于演员自身条件的不同解读，结果展现出不同叙事面貌，正所谓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至于后者，我们常常这样想问题：比如，为什么朱熹的理学思想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一样，却在当今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中呈现出来的宗族面貌是一样的？要知道，对于朱熹和王阳明这样的大儒来说，每个人设计宗族制度（一份是《文公家礼》，一份是《南赣乡约》），应该是基于自己哲学信仰的。仔细比较可以发现，部分历史学家在按照中国文化理路思考问题的同时，却又参考了西方人类学功能学派理论，而后者在认识论上占了上风，结果过分看重呈现宗族的各种要素，如祠堂、族产、组织、功能等要素。这是拿自己的镜子在原有史实基础上的一次“观照”或映现，是研究工具代替了研究对象之研究，是逻辑循环式论证。因而，此类从文献到实践的中国研究，在实现本土化上是不彻底的，也就是说，学术研究本土化的程度是不够的。
在中国内部，精英阶层的知识和思想对异文化的价值，主要指汉化问题（sinicization）。所谓汉化，指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向周边少数民族的扩展问题，有时可以被简称为“儒学工程”（the Confucian project）。借着这类工程，边缘人群得以被结构和整合进中华帝国版图之中。但是，这一思路并不意味着单向的从中心至边缘的思考，也包括从边缘看中心，因为边缘人群也有主动想进入帝国体系的愿望和行动。这是一个双向的考察思路。 柯林伍德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经典名言，对于从文献到田野或反过来的研究，是很温暖的，但也要提防思想史并非全部历史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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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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