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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井的悲情
正是因为怀特的小城市空间打量和雅各布斯的人行道细读，扬·盖尔（Jan Gehl）在其名著《建筑之间的生活：使用公共空间》（Life Between Buildings:Using Public Space，1987）中提出的“建筑之间”这一相对抽象的学术语词也有了学科史上的位置，直至这位著名的丹麦建筑大师以“人性化的城市”（Cities for People）来作为其二〇一〇年新著的书名。然而，如果回到传统中国，我们发现在相当意义上，以西安、北京、南京、杭州、洛阳、开封六大古都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城市不但有着“明堂”“龙脉”等天命风水观左右的魂魄和肌理，是天、地、神、人的合一，而且还有着浓厚的抒情味与市井味。
鼎鼎大名的《清明上河图》是作为宫廷画师的张择端因颂圣而对开封繁华市井生活的职业化的精心“实录”。这为后世了解那个年代的都市生活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直观的便捷入口。与此不同，同样以亲力亲为者的身份，用文字记述宋代都市生活的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则将对中国城市生活悲剧性抒情的浪漫主义叙事传统推演到极致。当然，这一频频回首的温吞传统实际上可以远溯至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到唐代已经蔚为大观，《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录》《北里志》以及《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等大抵都是这一套路。今人王世襄的《忆往说趣》《自珍集》、邓云乡的《燕京乡土记》、齐如山的《北平杂记》、白铁铮的《老北平的故古典儿》，直至诗人北岛的《城门开》都有着这种审美式恋旧。这种审美化“城愁”的古典传统，同样体现在鲜活明快的记述都市市井风情的众多竹枝词之中，也散见于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的日常书写之中。
今天被建筑学家、旅游规划师、胡同四合院保护专家们津津乐道的四合院文化的核心并不是四合院的形制格局，而是四合院这一外显的空间形制所承载的生活方式、品位与情趣。这在老北京人有着他们自己习惯性的表达，“天/凉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老爷肥狗胖丫头”是其中最为经典的表述。换言之，四合院的空灵、惬意源于在这个静态和动态布景一体化的空间中往来的各色人等。甚至，我们可以用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空的空间”来指代四合院的本质。
在《建筑的意境》中，老到的萧默指出，四合院这种空的空间“不是人围绕建筑而是建筑围绕人”，不是静态的可望，而是动态的可游。其对外封闭，对内开敞、乐在其中的格局，一方面是自给自足的“家庭需要保持与外部世界的某种隔绝，以避免自然和社会的不测，常保生活的宁静与私密”，另一方面则是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心态使得人们“特别乐于亲近自然，愿意在家中时时看到天、地、花草和树木”。在这个意义上，卡斯腾·哈里斯（Karsten Harries）在《建筑的伦理功能》中的那句，建筑是“一个时代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显然是永恒的真理。
与四合院承载的典雅、闲适的衣食无忧的“慢”生活文化——都市风——不同，前门楼子外的老北京“杂吧地”天桥则是另一番风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百年间，作为旧京的“杂货铺”或“阁楼”，天桥也扮演了旧京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城乡文化循环再生互渗的过滤器。如同同期天津的三不管、济南的大观园、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开封的相国寺等杂吧地一样，在天桥这块三教九流的混杂之地，脏、乱、差、邪、贱、贫、奇纷纷染指其间。因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被视为旧社会的毒瘤，天桥被强力整治。老舍的话剧《龙须沟》就艺术性地再现了新政府整治这个毒瘤的情形。一九五〇年，社会学家李景汉在为张次溪的《人民首都的天桥》所写的“序言”中，却盛赞天桥之于北京的意义远超过天坛、故宫、国子监或颐和园，并强调作为一座“旧式的平民文化宫”，天桥象征着“东方的文化和中国人民杰出的智慧”。
因此，正邪一体的天桥生机勃勃，市井味十足。被进化、革命、发展支配的主流话语对天桥定性上的矛盾、纠结，也使得作为旧京市井文化象征的天桥成为改革开放后政府难以言说并揪心的隐痛。
在以钢筋水泥和玻璃为基本材质，以高楼大厦为核心的都市建设的今天，要保护和保留四合院抑或“杂吧地”的生活方式无异于痴人说梦。萧默称颂的那个个体随心所欲的可游的“空的空间”已经一去不返。雅各布斯笔下的人行道被肆意地切割、侵占，怀特念想并赞美的小空间因为寸土寸金，反而没有了位置，或者流于形式。交通拥堵、空气凝重的北京似乎正在走上一条之于它的子民而言日渐“陌生”和遥远的不归路。因此，无论是保护胡同、四合院的呐喊，还是恢复天桥的呼声，这些指向笑意盈盈的小空间的善意不是胎死腹中，就是无疾而终，甚至反向将其格式化为千人一面、了无生趣的文化广场。
为了应对社会之不文明、不道德甚至危险的行为发生，便需要全方位地监控、规训与教化。在此逻辑前提下，当技术条件具备时，“天眼”自然而然地成为都市大小角落阴森森的“眼”。旧京街头巷尾的熟人空间让位于陌生人空间，质朴的木门标识的“空的空间”让渡给以各式各样质坚的防盗门隔绝的“空壳空间”。
四、回到土地
百余年来，“城市究竟是为了谁”始终是执政者、管理者、规划设计者和建筑师们都难以直面甚至回避的问题。如果城市真的表征着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的舒适、惬意和人情味、安全感究竟在哪里？
显然，俞孔坚及其同盟者倡导的“回到土地”并非是要回到土地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及其生活方式，而是回到市井小民——大写的“人”，希望人们关注生活在城市地亩之上的绝大多数个体的感受与精神上的喜乐，关注日常生活中人的价值与意义，尽可能让市井小民的生活多一分惬意、温馨，从而让冰冷的城市成为每个人自己的，有着熟人社会的亲情、温情与热情，尤其是有着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和感动。
简言之，“回到土地”实际上也就是回到“笑意盈盈”的街头巷尾，让使人乐不思归的街头巷尾密布城市。
三十多年前，在给《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写的序中，赖利还指出：“现在，我们还是不能阻止城市的蔓延。我们的确已经做了创造性的开发，给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了住宅并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保护乡村的努力与我们保护城市的努力配合起来。”对当下快速都市化的中国，这种呼召同样意义非凡。换言之，我们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乡村，还有看似繁华硕大实则脆弱的城市，需要怜惜的不仅仅是云山雾绕的“乡愁”，还有实实在在的生活空间日渐封闭而安全感、信任感缺失的“城愁”。接着，赖利还写道：“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发现城市不宜居住，他们是会搬出城市的。”
或者，这正是重读《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的意义所在：本着细致入微的感同身受，各方平等地参与街头巷尾等小空间的建构，即，小空间的乘数效应越大，异质而陌生的城市越有可能成为充满情趣，从而诗意栖居的“熟人社会”。
当然，在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英国人类学家大卫·帕金（David Parkin）就给我们带来了乐观的愿景：超级城市的政治文化影响力有可能超越民族国家。唯愿这与中国城市似乎无止境的拆与建的轮回风马牛不相及。
（本文刊于《读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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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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