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过，那时候台湾正大力引进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史学，我不免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布劳岱尔（F.Braudel，1902—1985年）对于“时间”的界定、对于“心态”（mentalité）的强调、对于“历史整体”（histoire totale）的观照，以及他们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取径，更引导了我的思维。此外，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年）和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年）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的学说，也都或隐或显地左右了我的论述。

　　三、闭关（1987—1989年）

　　或许是我的硕士论文还有点原创性的价值，或许是因为杜正胜先生（以下称杜先生）的荐举，我从硕士班毕业之后，随即获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1987—1995年）。

　　当时的史语所还是四组一室的编制，我隶属于人类学组，是最年轻的一位小学徒。当时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还不算太多，也不特别受到重视，但是，杜先生“建议”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且，最好是到海外留学。他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又是人类学组的主任，算是我的主管兼导师，我没有任何抗拒的理由或正当性。因此，我刚一进所，其实就已经在准备出国进修。

　　出国以前，我还有两年的时间（1987—1989年）。除了强化英文能力、申请学校之外，我也开始为自己后续的学术发展做准备，虽然时间不长，但如今想来，却是非常重要。

　　那是一段精神专注、心灵活跃的日子。我几乎参与了史语所每一场讲论会和演讲活动，接受了多元学科及不同知识传统的洗礼。史语所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所，有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文字学，拥有许多不同领域的专家。那时候，一些学界知名的老前辈都还在，中壮年的学者已卓然独立，此外，还有一大批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生力军，以及一些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助理研究员，其他的研究人员也都学有专精，博学广闻。成员的世代差异极大，最老者已逾九十岁，年轻者还不到三十岁，可以说是三代同堂。大家的学术背景也很不一样，有的是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等名校，有的是1949年之后在台湾所养成者，有的是刚从欧美各国的名校回来的，也有的是从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可谓济济多士！这样一个多元、多样、异质的团体，在知识的论辩上便显得相当激烈。当时，大约每两周就会有一场演讲。一场两个小时，一个小时报告，另外一个小时讨论，文稿都是先前就印给所有同仁。因此，在讲论会上常见刀光剑影，各种新旧的概念、理论、方法、意见都有人提出来，或是客气的商量，或是赤裸裸的批评。两年的聆听，在各种思潮、论述、风范的冲击下，我知道治学必须有壮阔的心胸，不能拘泥于一方，不能自傲、自满。他们都可以说是我的老师。

　　聆听各家说法并没有让我迷失自己的方向。在阅读方面，我选择了三个面向。我过去已读过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以秦汉史为治学的重心，但我不想成为断代史的专家，通读历代史籍是必修的功课，因此，开始读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正史”，延长自己的时间纵深。其次，我的初衷是要研究道教史，必须克服道经研究的难题，所以挑了道教最早的一部书《太平经》，进行精读，这也是争议相当多的一部书，所以，便顺便搜集、阅读各家的研究成果。此外，为了快速掌握道藏的梗概，也开始读《云笈七签》，并构思一些专题研究。

　　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要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似乎不能不碰敦煌文献。但是，当年的敦煌文书很难阅读，用微卷翻印的字体很不清楚，只能看日本整理、出版的一些道经。幸运的是，那时中国大陆已将敦煌壁画、艺术方面的材料以较精美的方式印制出版，所以我转而花费较长的时间在图像学的研究，并透过敦煌艺术进入佛教世界。更幸运的是，台湾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了长达三十八年（1949年5月19日至1987年7月15日）的“戒严令”，在这之后，原本被管制的一些书刊，才能自由借阅、购买、阅读、引述，我也才能逐渐接触、熟悉来自大陆学人的著作。

　　四、留学（1989—1994年）

　　1989年，我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那时，我同时获得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以下简称普大）博士班的入学许可。若到哈佛，可以跟随张光直（1931—2001年）教授，强化人类学的训练。若到普林斯顿，可以师从余英时教授（1930—，以下称余先生），仍以历史学为专业。他们都是我非常景仰的前辈，也都见过面，谈过话。不过，我从大一开始就读余先生的著作，比较熟悉他的学风，深受他的启发，因此，在多方考量、几经波折之后，我最终选择到普大。

　　普大的留学生涯，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9到1991年，在这两年之间，我修完所有必修、必选的课程，通过两门外语（日文、法文）的课程修习和测验，并赴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短期游学。第二个阶段，从1991到1992年，大约一年时间，我完成了学科考试，主科是余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副科是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年）教授的中国中古史，以及太史文（Stephen F.Teiser）教授的中国宗教。第三个阶段是在1992年，通过学科考试之后，大约两个月之内，我提出了博士论文的研究计划，并获通过。第四个阶段，从1992到1994年，大约两年时间，我进行博士论文的撰写、答辩、修改与缴交，并获得学位。

　　我最后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是“Chinese Shamans and Shamanism in the Chiangnan Area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3rd-6th Century A.D.）”（《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巫者与巫俗》），这其实并不是我最初要探讨的课题。我当初申请赴美留学时，因刚读罢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的《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对于他能从世界史的角度探讨瘟疫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深感佩服，但对于他书中有关中国部分的叙述，觉得过于简略，而我在硕士班的阶段，除了宗教史之外，另一个研究兴趣是疾病史（身体史），因此，我便以“汉代的疾病观念”为题撰写研究计划，打算在美期间能专攻疾病史。可是，到了普大才知道，历史系虽以科学史研究闻名，疾病史却非其主流，而东亚系的杜希德教授虽曾发表过东亚瘟疫史的论文，但非其主要兴趣，图书馆的相关藏书也以中国传统的医籍为主，相关研究成果的论著不多。所以，我逐渐放弃原先的计划，回归宗教史研究的方向，并以历史系、东亚系和宗教系的课程为主修。

　　在摸索的过程之中，我曾到艺术与考古学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人类学系旁听一些课程，激发了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兴趣，有一阵子曾经想以“梦的文化史研究：中国古代篇”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连续几个课程的学期报告都围绕着这个课题撰写。我当初的想法很天真。我认为睡眠的时间占了人生的三分之一，而做梦又占了睡觉时间的四分之一，因此，人类历史应该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写睡眠史，十二分之一写梦的历史。不过，这个题目并未获得指导教授余先生的首肯，他似乎是认为“清醒的世界”比较重要，而且，要进行“梦的历史研究”，必须有谨严的概念架构，并分疏、整合许多不同的理论工具，不容易落实。

　　放弃梦的题目之后，我很快就决定转向我硕士论文所处理过的巫觋问题，只是将时代改为六朝，将地理范围限缩于江南。然而，相较于硕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所面对的其实是更为复杂的时空、社会和文化情境。首先，中国的“宗教景观”（landscape of religion）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除了原本的巫觋信仰，这时还多了耀眼夺目的道教和佛教。其次是族群与文化问题，北亚、中亚草原民族不断南移，黄河流域成为胡汉交混的地区，而大量的汉族则向南往长江、珠江流域移动，进入了原本被“中原”视为“蛮野”的荆楚、闽粤文化圈。此外，政治格局也由统一变为分裂，由安定转趋混乱。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探讨巫者与巫俗是否也与时俱变，是否有新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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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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