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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阿来是从极具藏地韵味的描写中来冷静凝视现实的话，那么另一位作家吕翼（彝族）的《寒门》则是重新拾起了一个“老套”的话题：寒门的奋斗之路。冯家兄妹为了能够改变看似命定了的人生轨迹，试图通过高考来获得“重生”的机遇，就在这一奋斗之路上，一个小家庭的命运折射出了千千万万如冯家兄妹一般的“寒门”故事。2013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将这样一个始终潜藏于时代之下的话题推向了时代前台。《寒门》同样是在关注这个一直存在于时代之中，但是却又被我们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中，奋斗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奋斗一定能够带来我们的所想、所愿吗？现实中，那些励志型的影视剧、畅销书，又或者是文学作品，都在从各个角度书写着这种“奋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寒门》写出的是一种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生命温度，同时还不乏对于苦难的悲悯的奋斗之路。冯家兄妹多年来尽管为了生计疲于奔命，但是内心中却始终保持着对一个看似虚幻实则厚重的理想的坚守。不管自己走在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之上，是苦涩、是污浊、是癫狂又或是繁华，他们心中的这份坚守始终都是神圣之所在。这是这部《寒门》最为深切的地方，也是最具有现实温度的地方，它描绘出的不仅仅是碓房村的冯家，更是那些世代生活在乡土之上、和冯家兄妹有着相似命运的“寒门”之子们的命运。
这些作家们对于现实的关注显然不仅仅存在于这些维度，如严英秀（藏族）的小说集《芳菲歇》、杨贵峰（回族）的长篇报告文学《奔跑的绿洲》、杭图德·乌顺包都嘎（蒙古族）的长篇小说《一生有多长》、万玛才旦（藏族）的小说集《塔洛》、了一容（东乡族）的小说集《沙沟行》、艾克拜尔·依马木（维吾尔族）的小说集《百万朵玫瑰》、蒲钰（苗族）的长篇小说《天歌》、田耳（土家族）的小说集《独证菩提》《金刚四拿》与《长寿碑》、陈晓兰（蒙古族）的报告文学《高原之子》等，不同的作家都在自己所深切凝视着的地方发现着不同的生命温度与感悟。他们有的关注羁绊于生活情网中的知识分子，有的展示托起了“奔跑的绿洲”的高大身影，有的关注尽管生活在底层阴影中却始终心怀光明的蒙古族少女，有的用电影镜头式的语言讲述“阿甘”式的放羊人塔洛，有的在对古典小说人物的现代式重塑中诠释着另一种“奇迹”，又或是关注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山区教育的“会泽七子”。可见，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并没有囿于自身的民族身份，而是立足于自身的“边地”色彩，以另一种的现实眼光来审视时代的方方面面，会聚出的是作家们对现实的多维度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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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关何处
诗人内瓦尔曾经这样写道：“当你达到生命的一半旅程时，童年的回忆开始复苏。”对故乡的咏叹是人类永恒的情感之一，而对于现代人而言，“故乡”已不再是单纯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居所，还增加了在时间维度之上人类由之所来的“过去”，有着世代的“时间积淀”，即它昭示着人的诞生之源。而不管是以何种维度、何种形式呈现，安全感的提供始终是“故乡”的独特之所在。少数民族作家们面对的故乡是与中原大地相比更为繁茂的高原大山、草原林海抑或雪岭荒漠，因此他们的抒情也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用一种别致的语言方式在《故乡的候鸟》中抒发着对于故土的深沉眷恋，在他的笔下，“我”是故乡的“老水磨”、手风琴、童话、飞毯、歌剧院……当然，更是一位纵情歌唱的歌手。在这些不同的故事中，作家写出了沉积于时光之河中的关于故乡的一切光影，这些与人有关，与风景有关，更与大地有关；郑吉平（白族）的《嗄呦寨》通过少年的视角还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几十年间贵州农村的生活变迁，伴随着这一变迁的则是少年的自我成长，个体成长与时代变迁互相映衬，在这样的年代记录以及小说中富有韵味的民情风俗的背后，作家完成了“村庄志”的书写；而另一位作家凌春杰（土家族）的《我们的村庄》写出了那个尽管回不去但始终珍藏在心中的“我们的村庄”：花屋场，在浓情叙述的背后，作家更多的是在思考着作为“城市之源”的村庄在当下的命运；夏雨（满族）的诗集《同一种生活》、王开（满族）的散文集《众神的河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守望着东北大地，回溯着凝聚于土地之中的厚重历史，并为之“铸魂”。
除此之外，阿依努尔·毛吾力提（哈萨克族）的诗集《阿丽玛的草原》、梅萨（藏族）的诗集《半枝莲》、禾素（傣族）的散文集《风中的蔓勒梗》、朝颜（畲族）的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巴莫沙沙（彝族）的诗集《羞涩的果子》、贝史根尔（彝族）的诗集《大山彝人》、白涛（蒙古族）的散文集《追寻神马》、扎西才让（藏族）的诗集《大夏河畔》等也都在以不同的讲述方式或轻逸或笃实、或灵动或思辨地倾诉着对于“故乡”的眷恋，而另外一些年轻作家如向迅（土家族）的《斯卡布罗集市》和张伟锋（佤族）的《迁徙之辞》又以或质朴或厚重的色调展现着年青一代们对“故乡”的理解。
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普遍存在着建构文学地理意义上的故乡的努力。不管是“嗄呦寨”还是“花屋场”又或者是“麦菜岭”，这些地名一方面意指的是作家自我的故乡所在，也是生命的溯源地，另一方面也同样具有着普遍性，地名的背后也折射着许许多多与之相似的故土村庄。或者可以这样说，诗人为我们呈现的故乡美景，并非是一种单一意义上的“风景”，这种“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我们从文本中所看到的不单是风景，因为“风景不仅仅存在于外部”。[2]也就是说，它提供了一种我们重新审视作者创作的路径，这种重新被发现的“风景”更是一种内部的、有灵性的，即一种关乎自己民族的生命体验的边地书写。
人由于自身的时空局限性，总是对于把握时间、反抗流逝充满了期待，因此对往昔时光或是业已消逝的事物的怀恋与不舍之情，成为人类内心深处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这即是“怀旧”，或者也可以称为“乡愁”。它不仅仅是个体存在的一种情绪状态，更体现为一种原型意识，一种大时代背景之下的时代情绪。我们会看到在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对故乡的回溯一方面基于生态的视角，或哀悼或激愤地面对着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激烈冲撞以及乡土最后的落寞身影；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身上特殊的民族身份，使得这样对“故乡”的回溯也意味着是对民族传统的追溯。从这一意义而言，这样的书写中自然包蕴着作家们极强的责任担当，同样也是我们所提及的别样“风景”的发现。
四、“年代”的侧影
在这里笔者愿意用这样一个关键词“年代”来引出对当下多民族文学中的一些新态势的关注，这一年代当然首先意指文学中的年代书写，但在本文的讨论中，笔者更愿意挖掘的则是作家身上的年代标签，或者说是代际身份。
在当下的多民族文学版图之上，书写别样边地风景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和保持着火热的势头以及市场号召力的80后文学（作家）可谓是其中的两个热点。于是，我们可以从横向的“族群身份”与纵向的“代际”这样的两个坐标中找到作为链接80后文学（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一个重要纽扣：80后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这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在一种“双语”创作中具备的天然的“双重视界”给他们自己的创作带来了不一样的内蕴，也使得他们的创作成为当代文学版图中格外亮丽的一块。因此，在2016年度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侧面。笔者阅读到的就有马金莲（回族）、向迅（土家族）、李达伟（白族）、包倬（彝族）、秋古墨（哈尼族）、张伟锋（佤族）、朝颜（畲族）、羌人六（羌族）、艾多斯·阿曼泰（哈萨克族）、马海子秋（彝族）、晶达（达斡尔族）、加撒古浪（彝族）等十余位80后年轻作家推出的自己的新作，并且一部分作品还被收入了诸如“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金骏马民族儿童文学精品”丛书和花城出版社的“锐小说”专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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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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