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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记忆：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封面
记忆的纵深：关系视角下的区域社会
尽管着重船民生活记忆的主观呈现，《运河记忆》仍被视为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与研究价值。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仲伟民便指出，书中如职业称呼等细节为新的研究题目提供了良好线索。同为清华历史教授的倪玉平则认为，口述文字、图片和视频的丰富结合使得本书得以在资料上与学术研究相互照应。
但更重要的，或许是通过船民多样的经历与丰富的情感记忆，我们得以窥见这片运河区域内错综复杂的社会脉络和文化关系。正如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吴欣所言，以往的运河研究更关注诸如漕运、河工等宏观研究，精细研究较弱；而在谈及运河工程对区域社会影响时，研究者往往难以摆脱二元化的价值判断，即，或从“运河促进发展”的肯定面向，或从“运河破坏环境”的否定面向论述运河意义。“但这本书提示着我们，能否抛弃旧有的二元判断，从一种关系性的框架下看到运河与该区域社会的关系？能否去关注具体的人，看看他们的生活与劳作方式因为运河产生了怎样的改变？换言之，能否通过关系性的、精细化的研究，揭示运河文化区域的发展联系？”
正是在这样一种关系性的、精细化的视角中，我们走入船民记忆的纵深处——“通过船民近百年来的生活图景，我们能看到其中文化，发现运河文明独特的生长方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肯定道。
【书摘】
姚虎林（1931—），男，桐乡市大麻镇人。出生于桐乡市崇福镇渔船汇一户世代渔民的家庭。他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船上，随父亲在古运河及其支流的水上四处漂泊，以捕鱼为生。下文节选了他在运河上记忆深刻的童年和青年经历。
1931年-出生-世代的渔民
我出生在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靠打鱼为生的渔民家庭。我从小在船上长大，十来岁就开始捕鱼，经历了渔家生活的种种艰辛和苦难。
1940年-抗日战争-痛失母亲与妹妹
记得那是个夏天的夜晚，正是我们忙于捕鱼作业的辰光，连到了下一天就是阴历十六，捕的鱼打算再到沈士前去卖。夜间行船是渔家常事，17岁的姑母姚杏文摇船，我“吊帮”，母亲在炒蚕豆。快摇近这座汽车洋桥时，发现日本兵已经守牢在岸上了，我父亲刚喊了声“是良民”，话音未落，突然那边的机枪响了，子弹跟着就扫了过来，而且还一直不停地扫射！这时候，大约已是后半夜两三点钟了。事后才知道，原来上一夜中国兵曾经来烧过这座桥。
我妹妹月云这一年才6岁，躺在船艄角上，中了许多枪弹，当场就被打死了。我母亲放下怀里四岁的小弟悦林后，拿块板想盖住炒蚕豆的锅子，不幸被子弹从背后打中腹部，鲜血直流，倒在舱里。她临死前对我说：“虎林，我要死了，你要乖点……”。父亲左臂受伤，姑母喉头中弹，我头皮上擦过一枪，鲜血淌下，连忙用手捂住，只有小弟平放在舱内，没有受伤。我们的渔船一下子吃了许多枪弹，连渔网、橹绳都被打烂了。我家两死三伤，日本强盗到中国来滥杀无辜的血海深仇，我是永世难忘的！
1941年-抗日战争-沿村乞讨的日子
到了第二年春上，那年我还只有10岁，我父亲和叔父姚文梅在头清明那天一早，就被日本兵拉夫拉去了。父亲被拉走后，家里没了顶梁柱，船上的人一下子塌了天，可怎么活呀？
清明节，我与后妈到西门城外的河里去捞小荸荠，勉强吃了两天充饥。以后实在没法子，想想与其饿死，还不如像后妈之前那样去乞讨。娘儿俩一路讨过去，一直讨到城隍庙前时，数数已经有几十个铜板了，心想可以买点米来熬稀粥充饥了。却不料突然被那里的丐帮头子出来干涉，威胁今后不准再来此地乞讨，那是他的地盘，还把我们口袋里的铜板全部抢走，一个也不剩！那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好垂头丧气地又回到北门，哭着跪着向褚同兴鱼行老板褚大发求助。褚家原先也是渔民，后来才开的鱼行，是我祖父很有交情的朋友。褚大发问：你祖父叫什么名字？我说：姚源兴。他就掼出一包铜板，借给我们买了3升米。还说，以后断了炊可以再来借。这样，终于使我家又一次渡过了难关。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曾经摇了船到乡下去，沿村乞讨度日，活下去是人的本能啊！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大上海集团结婚”
1952年，我22岁了。因为经常去许村车站，与那里的人都很熟悉了，那时候由开小店的王月琴做介绍，我与卢站长的大女儿惠明定了亲。
我同介绍人商量，请她转借来20元钱作路费，到上海去准时参加“大上海集团结婚”。那天一早，我俩从惠明的祖父家走路到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大上海”舞厅，先花4元钱领了两本结婚证，之后有人领我们到一张小桌子边坐着等候。还送上茶水和面包，每人收费一元。大厅里拉上了花花绿绿的彩条，贴上了大红“喜”字。等人都到齐后，仪式就开始，主持人说：“根据新婚姻法规定，今天有18对新婚夫妻符合结婚条件，参加大上海集团结婚，是新中国带来的新气象。”大家都拍手鼓掌。接着，有几对新人发言，介绍他们自由恋爱的经过，同样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讲话结束后，新人们由男傧相和女傧相分别带领，在大厅内交叉走了几圈，还有摄影师拍集体婚礼的照片，替新人拍结婚照。那时候我们连花8元钱拍照也舍不得，不然的话留下合影倒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969年-“文革”-哭笑不得的抄家经历
我家的苦难家史，是从前渔民很普遍的现象。可是到了“文革”期间，我家却被供销社造反派个别掌权的人打成了“反动资本家”。1969年，我父亲姚明山被挂牌示众，罚站在大麻中市转角上的闹市区，前后有六次之多，同时游街三次，被造反派从背后偷拳殴打，还要抄家封门。有一次，几个造反派拿着写好的封条，兴冲冲地跑到我父亲家里一看，租住的旧房子里空空荡荡，无关无壁，根本无从封门，就连睡的床也是早年渔船上的旧板拼铺，只有两只纸板箱放些衣物，也不可能贴封条。于是，只得无功而返，当作笑话，向他们的“头头”汇报，结果便不了了之。
2014年-如今
我今年83岁了，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到我这一代人为止，我家的子孙后辈都上了岸，成了岸上人。说起来京杭大运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家祖祖辈辈，都曾经是漂泊在水上的渔民。渔家从前经历过的种种艰难困苦，养育了渔家儿女不怕苦、不畏难的倔强性格。如今，到了我这把年纪再来回顾往事，心情真是十分激动，有时难免要流下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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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2017-01-18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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