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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述项目的一个子课题，“蒙古英雄史诗大系数字化建档”(the DDP4CMHE)直接依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蒙古史诗学者对海量史诗文本的整理与编辑成果，这就是煌煌四卷的《蒙古英雄史诗大系》[4]。该集成涵盖了绝大部分现今发现的蒙古中短篇史诗的文本。第一卷收入史诗83部，第二卷收入50部,第三卷收入43部史诗，第四卷收入20部，总共辑录了196首中短篇蒙古史诗文本，计25万诗行。其中，118部采录自中国蒙古族民众当中，并按照录音严格誊写;67部是蒙古国境内的史诗，其余为俄罗斯境内搜集的蒙古史诗。
《蒙古英雄史诗大系》(以下或称《大系》)中的许多文本在我国属首次刊布，含一批学术大师如兰司铁(芬兰)、弗拉基米尔佐夫(俄罗斯)、海希西(德国)等亲自记录的文本，弥足珍贵。同时，该大系也为蒙古史诗传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学基础;此外，收录其间的文本还反映了20世纪蒙古史诗记录的三个历史阶段，亦具有重要的学术史研究价值。[5]该资料系列按照史诗的地域和方言分布、结构和故事范型类群、异文和互文关系等几个原则分类编排，体现了中国蒙古史诗研究的理念。
该《大系》为在中国、蒙古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现的中短篇蒙古英雄史诗文本的数字化建档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为进一步推进民俗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相关平行学科与专业的学术讨论、对话交流和成果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史诗学”课题组在中研网的技术支持下，从2012年开始着手“蒙古族英雄史诗大系数字化建档项目”;自2014年6月起，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内容可以在以下网站查看：http://mongolianepics.ddp.zhongyan.org.cn/index.php.
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如下共识：史诗文本数量较大，又共享许多结构规律和诗法特征，这就为史诗文本的数字化和数据库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利用特定的学理性思考——如史诗构成要素和组合规律的总结，就可以形成数字化的“厚集成”文本库，就为解析史诗文本，进而在大范围内比较不同文本提供了可能性。
“蒙古英雄史诗大系数字化建档”作为资料学课题的阶段性工作虽已告一段落，但是后续的数据挖掘和音影图文资源集成还亟待展开。因此，应当说“蒙古英雄史诗大系数字化建档”刚刚起步，远未结束。使基于口头传统研究的元数据标准与史诗文本描述性资源数据集在内容管理和信息应用之间交相适应，也是“蒙古英雄史诗大系数字化建档”课题的初衷之一。当然，该数据库的深拓发展还将依托“口头传统研究专题数据库建设”(民族文学研究所所级项目)和“口头传统专业元数据标准的研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项目)这两个基础性工程的并行推进和继续深化。前者的工作目标主要包括对口头传统资料进行数字化保存、数据化归集和网络化发布，利用信息技术对既有资料存量进行系统管理和整合，通过持续积累和分类整理，为科研提供较为完整详尽、可持续利用的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专题数据库;后者则按计划分步研制“口传档案库”的通用元数据(自定义部分)和专业元数据标准及相应的数据著录规则。换言之，根据学科特定要求定制专业元数据标准与著录规则。民族文学研究所通过近五年的探索，正在形成的专业元数据标准包括：(1)音声(音频);(2)影像(视频);(3)图像(图片);(4)文本(书面);(5)口头文类;(6)传承人调查;(7)田野访谈;(8)民俗实物;(9)文化空间，与描述性资源数据集的标准研发结合起来，统称之为“IEL口传档案库9+1元数据集成方案”。
因此，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图文音影档案库”的长期建设来说，任何数据集的建设来说都是“项目中的项目”，我们还需要考量更可靠的数据环境及其更稳定的支持平台。
描述性资源数据集的构架及其多重分析维度
由都柏林核心资源集合描述工作组提出的基于资源集合层级描述的应用纲要，对资源集合和资源集合层级描述做出了概括[6]，尤其是在发现、定位、选择资源集合和资源集合之间的比较过程中，资源集合描述(collection description)的这些功能有助于引导我们去探究专业资源数据集使用对象的学术诉求，以期力图与相关参数保持一致。但是，在课题的执行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在资源描述结构(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资源集合描述和专业元数据集描述(disciplinarymetadata set-level description)之间找到适用于项目本身的多向通路。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据中心的支持下，课题组将196篇蒙古史诗文本统一做了数字化处理，使各卷、各篇既能以电子书的阅读方式加以呈现，也能准确响应其他查询或检索的即时调用。此后，数字化建档工作的重心就是力求将史诗文本整合为由该项目组所创建的、具有多重维度的描述性资源数据集。通过课题网站的导航，读者或研究人员可按传承圈、演述人、专题(主题、人物、情节、结构)、采集地、采集时间，以及参与其间的中外史诗学者和田野工作者等维度进行浏览或检索。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对史诗文本数据段的“要素”提取，主要依据我所老学者仁钦道尔吉关于蒙古史诗的理论框架和术语体系[7]。这种选择的适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还有待于在使用中进一步加以验证。
1. 史诗圈
在对蒙古史诗传统进行长期调查和研究后，仁钦道尔吉教授将蒙古英雄史诗在现代的传播划分为三个中心圈，即巴尔虎─喀尔喀史诗圈、卫拉特史诗圈和布里亚特史诗圈。这一归纳得到国内外不少史诗学者的认可。虽然目前我们手中的史诗文本是采集自不同的传承圈，时空跨度都很大，但仍可以看出，它们具有形态特征上可以识别的诸多特点，尤其是在传承模式、社会功能、文化意义、本土方言活力、环境─地理分布和经济文化社区等方面，享有一些共通的特点。
2. 史诗演述者
该大系中记录在册的史诗演述者共90位。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识文断字者亦有目不识丁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根植于活态演述传统中的史诗代际间传承的生动图景。根据众多田野调查报告所述，史诗演述者们被蒙古民众分别称为图兀里奇(Tuulichi)、胡尔奇(Hurchi)、江格尔齐或格斯尔齐。在蒙古英雄史诗大系数据库中，读者可以根据每一篇史诗文本检索到其演述者，也可以反过来根据演述者检索到他所演述的史诗文本。与以往过于看重文本不同，晚近的史诗研究，有时将演述人也纳入考量和分析，尤其是对某些杰出歌手的个人才艺和传统曲目库的关注，对他们“个人风格”的关注，都体现了民间文艺学范式转换中形成的某些新学术生长点。
3. 史诗结构
对于蒙古史诗结构构造单元的分析，到目前为止，最有影响力的论述是来自海西希教授。海西希教授从蒙古史诗中归纳出“十四个母题系列”[8]，其中心工作是提炼出搭建蒙古史诗传统的构造单元，进而根据母题排列规律，呈现出蒙古史诗的故事范型和叙事策略。布林贝赫、宝音和西格进而运用该理论框架，对数十个蒙古史诗进行了归并和解析，验证了该理论的有效性。[9]与海西希教授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仁钦道尔吉教授关于蒙古史诗“情节结构”的总结。在他看来，蒙古史诗的情节结构分为单一型、串连复合型和并列复合型三种基本类型。这三种类型既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构造方式的发展和演进，也历时地反映了蒙古史诗演化脉络。[10]这套结构性单元可以视作一个有机体系，对建立内容管理方面的元数据集极具方法论意义的启发。在与《大系》所体现的方法论意涵相一致的前提下，课题组将仁钦道尔吉教授创设的这套核心概念化工具运用于以下几个层面：(1)主题;(2)人物;(3)情节类型;(4)故事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2 以叙事传统为中心)
4. 文本制作过程
此处的“文本制作者”一词，指的是所有参与了“大系”中蒙古英雄史诗文本化过程的多元化行动者(multi-actors)。史诗大系卷帙浩繁，其诞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折射出了采录、收集、编纂，以及出版在不同时间地点得到的史诗文本的学术史(见图3)，在这一历程中共有39位收集者和87名学者参与其间，尤其是收集者的身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图3 以史诗生态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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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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