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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诺看来，现代学术世界被划分为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它们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以致完全不能相互理解，甚至在情感上都几乎无法找到彼此交流的平台。在他的描述中，科学家是缺乏人文关怀的乐观主义者;而人文学者则往往以悲观的眼光审视人类的未来，远离现实，在历史或者自身的象牙塔中寻求安慰。斯诺关于乐观与悲观的论断无疑有失偏颇，然而即使在今天，他对科学与人文学科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断裂所做的观察，仍然值得进一步思索。
如果说两种文化对彼此知识体系的陌生是由现代大学教育不断细化的体制所造成，它们对彼此文化精神的冷漠甚至轻视则是更加严肃、持久的文化问题。自然科学学者往往将自己的研究看做对真理的探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人文学者的研究以不科学三字冠之，甚至视之为无病呻吟，清谈误国。而人文学者在奋起争取自身地位之际，则往往认为科学精神理性然而冰冷，严肃但是僵硬，缺乏人文与社会关怀。当前在世界各地高校开展地如火如荼的通识教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特别使得研习自然科学的学子更多地触及一些人文知识，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两种文化对彼此的漠然，特别没有改变两种文化学者之间的隔膜。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为巨大、普遍的危机是环境危机，全球日益变暖，淡水逐渐消失，尘暴四起，空气污浊，近半数的动植物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灭绝。这不是一家、一族、一个阶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所必须应对的危机，而是栖息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种都无法回避的灾难，大部分历史学者却在这样的危机前丧失了自己一向引以自豪的敏锐触觉。在整个世界已经进入生态学世纪的时候，还有很大一部分历史学者仍然在自己的研究中坚持人类的唯一与中心，无视在自然之中存在着一样广阔、深邃的历史，而它已经在上万年的过程中间与人类的历史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被我们称为人类事物的历史中间，自然从来不是一块幕布，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类命运的力量，并且深受人类影响、干预的存在。
在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作家C.P.斯诺在剑桥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引起学界的轩然大波，而从此，“两种文化”也成功地进入现代学术语言，变为一个特定概念。在斯诺看来，现代学术世界被划分为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它们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以致完全不能相互理解，甚至在情感上都几乎无法找到彼此交流的平台。在他的描述中，科学家是缺乏人文关怀的乐观主义者;而人文学者则往往以悲观的眼光审视人类的未来，远离现实，在历史或者自身的象牙塔中寻求安慰。斯诺关于乐观与悲观的论断无疑有失偏颇，然而即使在今天，他对科学与人文学科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断裂所做的观察，仍然值得进一步思索。
如若对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追根溯源，人们可以追索至希腊时代德谟克利特、卢克莱修等人与柏拉图等关于物质与思想之间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这场古老的争论横亘在西方学术传统之中，将自然与文化，理性与感受，科学与人文割裂开来。然而，现代意义上两种文化的各持一端，却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当自然科学昂然挺进大学讲堂，成为现代学术世界的执牛耳者时，方始真正形成。
在此之前，自然科学虽然已在现实生活中大显身手，但是在西方大学殿堂中，它却始终处于宗教学、拉丁文等传统文科的阴翳之下，甚至未能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日益成熟，学科内部的分化益见鲜明，对自然的研究在业余的自然博物学者中间逐渐难以为继，它要求用更加精微细致的数学模型，准确可重复的实验、数据来解剖、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建立各类专门的学科体系;而另一方面，在西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间，社会生活愈趋复杂，社会分工愈渐细化，社会问题愈显错综难解，因此，用专业化知识解决各类专门问题的需要也就愈加强烈。在洋溢着科学精神的维克多利亚时代，专业知识受到大西洋两岸国家，由政府到社会中、上阶层的普遍尊崇，人们呼吁用专业化人才来规划社会与自然，从而建立工业与城市时代的理性秩序。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与学科背景下，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开始纷纷在高等学府中攻城略地，建立各自的规范。
在自然科学的强势进取中，人文学科黯然失色，丧失了在学术世界的权威地位。如此情况不仅在西方如此，在中国亦然。中国当代的学科划分大体秉持了自然科学求精求细的精神，人文学科内部也呈不断分化之势。就历史学科而言，出现了多种划分方式，部分方式成为体制，如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的划分，部分方式则是学科内部的约定俗成，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社会史，或者断代史、国别史等等。贯穿中国学统的文史哲交融在现代学科体系下已然分崩离析。但是必须看到，这并非仅是自然科学占据主导权之后的产物，它同时也是历史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当日先贤已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慨，而今日历史学者所要面对之各类史料、典籍、以及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则不知较之当日多出凡几，直令任何个人皓首穷经，也唯得望洋兴叹。同样，历史学者的眼界与胸怀也大不同于当日，他们不仅仅在不同的二维空间中开疆拓土，更加突破了原有的政治史的圈囿，将历史学的外延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族群与方面，因此，它要求学有专长的学者在不同领域中投入自身的主要精力。就某种程度而言，当前的学科分化不仅仅是社会与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进步。
虽然在学科分化的趋势上，人文学科这一种文化深受自然科学这另一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是，斯诺当年关于两种文化的描绘却并非空穴来风。事实是，两种文化虽然在体制运行上颇具相似之处，它们之间的隔阂却是日益加深。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种文化建立了各自的话语系统，一应陌生、艰涩的名词令它们之间长期沉寂的对话愈发困难。斯诺在他的讲演中，曾提到人文学者嘲讽科学家知识与阅读的贫瘠，几乎无人读过莎士比亚;而与此同时，人文学者却没有意识到自身在科学知识上的匮乏同样可观，一项如《李尔王》之于人文学者基本的熵理论，满座高贤却无人能给出解释。如此情况并非单纯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剑桥，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后，它仍然是中、西方学者的常态，甚至更有过之。
但是如果说两种文化对彼此知识体系的陌生是由现代大学教育不断细化的体制所造成，它们对彼此文化精神的冷漠甚至轻视则是更加严肃、持久的文化问题。自然科学学者往往将自己的研究看做对真理的探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人文学者的研究以不科学三字冠之，甚至视之为无病呻吟，清谈误国。而人文学者在奋起争取自身地位之际，则往往认为科学精神理性然而冰冷，严肃但是僵硬，缺乏人文与社会关怀。当前在世界各地高校开展地如火如荼的通识教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特别使得研习自然科学的学子更多地触及一些人文知识，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两种文化对彼此的漠然，特别没有改变两种文化学者之间的隔膜。
作为最古老的人文学科之一，历史学的研究长期体现着这种冷漠。它的最直接表达在于自然在历史研究中的缺失。自然科学学者将关乎自然的各种问题视为自己的专属领地，而人文学者则在社会、思想、文化，或者一词以冠之——“人类事物”的领域中划分地盘。或者有部分自然科学学者将历史传记，通俗历史读本等等作为平日的消遣，但是历史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却鲜少进入他们的视野。为何会有如此情况的产生?对历史学者而言，最简单的回答自然是将责任推诿与自然科学研究者对人文学科的漠然与无知。然而真正的历史学者，却无法满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答案，他们需要询问自身，究竟历史学者所思所言所写能够对自然科学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助益。换言之，历史学者应当怎样去进行自己的研究，来融解横亘于另一文化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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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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