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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对于区域性的社会发展问题历来比较关注，例如费孝通先生的 《江村经济》 ，所描述的其实是关于长江三角洲或者是太湖流域的农村在工业化影响下所发生的最初变化。对于今天农村的发展状况，仍然需要在区域发展历史背景下进行观察。桂华 《城市化与乡土社会变迁研究路径探析— — 村落变迁区域类型建构的方法》一文，就讨论到如何区域历史基础与村落发展路径之间的关系。
民俗学历来注意乡村生活及其文化的地域性表现，近年来还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调查研究，例如对于华北社会村落庙会传统的研究，就与人类学、历史学一起进行，而且与其他地域如闽南、岭南地区的祭祀仪式传统研究形成了对话。但是这些有关区域性历史与文化传统的研究，一般还没有与当下的社会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地域性的民俗文化传统究竟怎样影响了当下村落社会的发展，应该成为民俗学今后自觉去调查研究的一个课题。
3. 村落传统的再造与劳作模式的转变
城市化过程导致村落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村落也可能进入一个再造的过程。那么村落的再造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以为，村落劳作模式的改变应该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或者说是当下民俗学研究村落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所谓劳作模式，不仅是指获得某种物质利益的生产类型，而且是指身体经验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方式。提出 “村落劳作模式” ，是为了将村落的物质生产活动、对外交易活动与其他交往活动统一于村落认同的身体实践之上来加以理解，也可以说要关注村落民俗文化传统的日常实践层面。我和蔡磊博士在房山沿村作过一个个案调查，发现近代以来这个村庄发展起来的 “荆编”生产全面影响了村庄自身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的再建构。荆编生产的扩张，意味着村民日常生活与身体经验，也就是村落劳作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然而这种改变不仅没有造成这个村庄的解体，反而加强了村庄的地方感与文化认同感，而且还特别表现在村民共创共享的象征文化上面，例如由于荆条作为重要的生产原料是从与邻村交界的山上得来的，所以他们曾组织起十多个 “山神会” ，正月里举办祭祀山神的活动。
从日常生活的身体经验的视角，运用 “劳作模式”的概念也可以深入理解今天的农村在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村民们如何实际调适与创新了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一种普遍的现象是，许多村落共同体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了公司化的再建构，使得村落在市场环境、劳动关系、人地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村民在劳作、社会交往的日常实践中既要主动去适应也要积极参与这种转变，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们一定会忘却前辈人的生活经验。所以，村庄的传统如何再造，就成为民俗学在村落研究方面重要的新课题。
(二) 城市民俗调查的新课题
有了关于村落民俗调查新课题的认识，再来谈城市民俗调查新课题，就可以用相互对比的眼光来谈了。城市，可以理解为具有区域社会中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地位的社区。城市民俗历来与乡村民俗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又形成相辅相依的关系，我们从 “清明上河图”上看到的从乡下涌入一个都市的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就描绘了这种关系。工业化之后的城乡关系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城市作为行政中心、产业基地、商业中枢、知识与信息发散地等新老功能地位都得以强化，而广大农村进一步成为了城市的腹地，全面卷入了国家控制的或者市场经济制约的体制当中，自给自足生存的程度大幅度降低，人口向城市移居的数量加大。因此，观察城市民俗的变化，也必须以城乡关系的变化为背景。
1. 作为城市记忆的民俗
城市的记忆并不比村落的记忆容易保留，以北京来说，各种历史建筑符号被破坏得比较严重，市民的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更发生巨大改变，都影响到人们对这个城市历史的记忆越来越淡。庆幸的是我们保留了紫禁城，保留了一部分老的街道和胡同; 有很多人正热情地写着 “老北京”的故事; 当然，我们也竖起了鸟巢、国家大剧院等一些新的建筑符号，这些都对于北京人的城市记忆发生某些正面的影响。在我看来，影响北京人历史与文化认同的城市记忆，流失最多的是在传说知识方面。北京人因为居住在五朝古都和新中国的首都而感到自豪，就有很多历史传说的流行。其中，有关北京建城的传说就突出地反映出广大市民的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这中间有八臂哪吒城的传说、高亮赶水的传说，什刹海的传说等。可惜这些传说现在已经不那么广泛地流传了，这与城市古老风貌的被破坏是有关系的，连城墙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八臂哪吒城? 更重要的是城市居民的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老居民所占的城市人口比重已经很小。
但是，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是非常丰富与多元的，这与城市的庞大和生存方式的复杂相关，也与每个居民个人生活经历的差异相关。市民在彼此交谈中关于自己城市历史的述说不尽相同，共同地构成了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多群体的市民集体的记忆。如何择取和组织这些关于城市历史的多重叙事，其实是城市民俗学或城市民俗志研究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在一定合理的框架下来处理好这些叙事内容的统一性与差异性关系。
城市的记忆又是随城市的发展而流动变化的，从身体记忆和情感记忆的角度来讲，不同年代的市民有对于不同城市面孔的记忆。举个例子，一说起 “天桥”这个地名，立刻就会唤起许多老北京人的回忆，想起当年在那里看 “杂耍儿”的情景，还有那些撂地卖艺的人，他们的面孔、身段、语言都让人挥之不去。但是，年轻的北京人，从外地来北京还没有多少年的市民，就不会有这样的记忆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天桥平民市场，那里几十年前就 “散了” 。当然，他们对天桥也会有一点知识，但那是来源于各种媒体的宣传，或许在春节庙会上还有幸见过老天桥艺人的表演。
京东通州人关于大运河的历史记忆，也是如此。运河漕运是早在清朝中期就已经衰落，到了光绪年间彻底停止，所以现在上岁数的人都没见过漕运。但是你到通州作民俗调查，当地学者特别爱跟你说有关漕运的历史。我觉得在这样的访谈基础上来写通州民俗，就可能与当地老百姓的实际记忆发生偏离。漕运，固然对通州地域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它与今天通州人的身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已经是一种间接的关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通州人实际上对不同时期的运河有不同的记忆，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时期:漕运时期、自清末开始的民船运输时期 (或者说后漕运时期) 和 1958 年开始的运河停运时期 (因修建密云水库，运河失去潮白河水源)。也许还可以加上第四个，现在的运河旅游时期。要考虑到当地不同年龄段的人和与运河发生不同生活联系的人，他们有诸般不同的运河记忆，合起来才是通州人集体对于运河的记忆与想象。
2. 城市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改变
村落边界是村民在日常生产劳作、社区交往、文化娱乐等实践活动的统一边界; 而在城市里，市民各项日常活动的边界却是分开的: 胡同是居住空间的边界，单位是工作空间的边界，另外又有剧场、餐馆、公园等是娱乐休闲空间的边界。如何描述出一个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城市生活画卷，需要从人的不同行动空间入手。当然也不能把这些空间完全分割，比如住在北京胡同和四合院里的人，既是邻里关系，也可能是共同参与一些文化娱乐活动的伙伴关系。举个例子: 庄孔韶教授每次跟我见面就问 : “最近玩什么呢?”因为他是老北京人，这么一问就很有一股京城爷们儿的味道。就是说，北京人讲究 “玩儿” ，而且多是在自己或别人的家里玩儿，玩鸟儿、玩虫儿、玩空竹、玩票 (当唱戏曲的票友) 等。再比如，去妙峰山朝圣的各个 “会口儿” ，也是从各个街道、胡同或者行会地点走出来的。他们也可以说自己是玩会的，但是这一玩就玩出了对于京城的神圣想象。所以妙峰山庙会的时候不要只研究碧霞元君是怎么回事儿，还要考虑到人们是怎样通过走会来结成空间和时间上的文化关系。
妙峰山庙会暗示了城市内部的生活空间与城市外部的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对妙峰山庙会的研究还是比较封闭，没有与北京历史上其他庙会，特别是丫髻山庙会的研究结合起来，也没有与京津地区近代以来的经济、交通、民间结社、地方性信仰等变动的情况结合起来，这就影响了对城市生活空间开放性的全面了解，因为庙会是与多种社会和文化网络结成复杂关联的，也会随这些网络的变迁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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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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