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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20世纪50年代关中农村皮影戏的历史文化实践为考察对象，提出“组织-动员-参与-建构”的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制。从延安时期以来，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就被反复讨论，其焦点在于农民作为阶级的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主体性”概念风靡全国，吊诡的是，恰恰是这时，农民的主体性从话语和实践层面双重消失，“主体性”的概念被去政治化，从阶级和总体的主体性滑向了人文和个体的主体性。因而重返50年代，讨论农民文化主体性问题，是否会探索出一种引导中国未来文化走向的可能性?
【关键词】农民文化主体性 组织 动员 参与 建构
一、重返农民文化主体性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农民身上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农民是革命的主体，“以农民作为革命根本力量”，“城市工人阶级只是被动地等待由农民组成的革命军队来解放自己”。那么，如何解释农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关系?从延安时期以来，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就被反复讨论，其焦点在于农民作为阶级的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此时的讨论主要是在政治层面。如李祖德认为，在“十七年”关于农民的文学中，农民被叙述为革命阶级的主体、民族国家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体。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主体性”概念风靡全国，(当时)没有什么比这个概念更“激动人心”了。吊诡的是，这时的“主体性”概念与社会主义历史及其价值观念出现双重割裂：一方面，农民重新被界定为封建和愚昧，再次成为现代文明的负担，《河殇》中的农民跪在神佛面前磕头，解说员嗤之以鼻地说道，“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另一方面，“共产党的革命或是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凭空“蒸发”了，或者说其存在“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在社会主流的思想与文化思潮中，“主体性”逐渐去政治化，从阶级和总体的主体性滑向了人文和个体的主体性。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放弃主体性的总体性，就意味着“放弃自身价值体系的正当性，就是放弃整个生活世界的价值依据和历史远景。”近年来，主流意识形态陷入“边缘化危机”便是这种放弃主体性的总体性的一个具体表现，整个社会出现价值观迷茫。
在农村社会，贺雪峰认为其“文化”和“意义系统”解体，呈现出“价值荒漠化”。2008年4月30日与8月31日，我分别参加了华县下庙乡新建村和大明镇颜塬村的丧礼，均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当孝子孝女哭灵以后，现代歌舞的主持人便让农民观众倒数几个数，刚刚数到“0”，主持人宣布“音乐一响，黄金万两”，便开始演唱刘德华、周杰伦的歌曲，以及现代劲舞。我在陕北调研期间，农村丧礼上的现代歌舞竟演变成一场“歌舞比赛”，孝子孝女纷纷穿着孝服上台，一亮歌喉，如同在KTV一般唱歌，甚至还有孝子唱到《今天是个好日子》，匪夷所思。虽然这是几个极端的例子，但农民们不知道在何处安放自己的情感结构、价值观念和世道人心。因此，麻将、迷信、具有西方意识形态以及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宗教借助这种意义空虚的机会进入中国农村，造成了一系列家庭问题、文化危机和社会不安定因素。
但同时，根据中国宪法，中国还是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农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可以有“集体的主体意识”，而今却陷入文化主体性的异化危机呢?在此背景下，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资源中探寻重建当代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的可能性?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从文化的角度对农民的主体性展开讨论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目前，关于农民的文化主体性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认为农民的文化主体性与共产党的召唤和改造相关，孙晓忠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延安以新说书为代表的大众文艺活动，共产党将娱乐政治化，通过向乡村生活方式中注入社会主义文艺的“意义”，最终将农民召唤为主体。在这种论述中，召唤和改造行为的施动者是共产党或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农民是行为的被动者。
第二，农民的文化主体性与知识分子相关。吕新雨认为，农民获得主体性的过程并不是自发的，而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农民相结合的产物。即在农民获得主体性的过程中，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农民的文化主体性来自实践。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斯迈思认为，新生事物来自人民群众的经验和实践，具体到文化领域，农民从自己的生活经验、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出发，创造了新的文艺的同时，也再造了自身的文化，从而走出旧的生活方式而发展出新的生活方式，将自己转变为新的主体，进而创造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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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
【本文责编：赵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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