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仲一成(左下)与老同学户川芳郎(左上)以及学生辈的大木康(右下)、片山刚(右上)回忆东大岁月。
您只用了六年时间就从地方大学调回东京，我认识不少四十岁上下的学者，东京大学博士毕业差不多十年了，还是没能找到固定的教职，感觉这十几年日本的学术界生态环境更加不利于年轻人了?
田仲一成：我认为现在日本的学术生态太残酷了。从前的学术制度是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但授予地位，学生如果被教授认同，三十岁前后就可以在学术界立足了。现在的大学只管授予学位，但不提供地位，任由博士自己在竞争之中自我生存。三十五岁之前学者如果稳定下来的话，四十岁就可以开始学问的黄金期。可是现在许多这个年纪的年轻人还在为生计而浪费精力，究其原因，这是日本的大学模仿美国式教育。1990年代以前，日本只有十五家大学文学部开设文科博士课程，这二十多年来全国大学都在持续扩招博士，连不太具备招生资格的地方大学也招收了博士。事实上，大学的教职并没有增加，就业市场消化不了这么多博士。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前不需要任何专业成就也可以担任的助教，现在是博士毕业之后发表几篇高素质论文才能当上。非常勤教师也是一样，总之体制内学者的几个成长环节，一节比一节艰难，比拼论文数量、教学经验。我们的时代，三年出一篇论文是正常的，现在要是这样的速度，可能就被淘汰出局了。如果说以前的大学秉持“学历主义”，进了好大学就等于找到好工作，那么现在大学更多信奉“业绩主义”，论文数量决定一切。
田仲一成先生与学生在爱知县做田野调查
学生运动与研究转型
1960到1970年代，东京大学校园很不平静，发生了“安田讲堂事件”等多次学生运动，这样的环境是否影响了中国研究的学者?
田仲一成：安田讲堂事件的时候我正在熊本大学，1972年回到东大才了解情况。整个1960、1970年代，中国“文革”对日本大学的影响很强，东大的本科学生模仿红卫兵批判老师，占领课室不让老师上课，师生关系十分恶化，专治中国古代小说的前野直彬教授，学问完全不牵涉政治，然而当时的新左派学生完全无差别地攻击前野先生，把课堂当成批判会批斗老师。尾上兼英教授也因为遭到学生的严厉批判而离开文学院。担任中国语言讲座的藤堂明保先生站在学生的一边，与大学管理者发生冲突，不得不辞任。这些革命学生追求自由主义，毕业后不愿升学，也不愿到体制内的政府或者大公司去工作。那是一个破坏的时代、人才流失的时代。学生运动对东大师生关系的伤害到了1980年代还在。
经历了多次学生运动之后，中国研究范式是否起了变化?您的《中国祭祀演剧研究》《中国的宗族和戏剧》《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巫系演剧研究》等七本大著，虽然属于文学研究，研究方法却结合了东洋史、社会人类学，是否受到1960年代之后的学风影响?
田仲一成：战后到1960年代中期的中国研究，机械套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进行研究，导致学术成果呈现高度模式化。那个时代的学者虽然治学努力，真正的学术突破并不多。1960年代末期之后成长起来的日本新左翼学者，受到托派的个人自由主义感召，摆脱旧模式的束缚，研究题目更为多样化，也敢于提出带有自己体验和认知的新观点。我觉得这是受到学生运动的影响。
日本的学科界限和研究分工还是十分严格，跨界，或者说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现象并不算普遍。研究文学的学者当然会考虑作者的哲学思想、时代背景，但是作家文学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的问题，比如作品在怎样的社会结构生长出来，这方面文学研究者并不太关心。1960年代以后，从历史角度重视文学材料的学者越来越多，这是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1960年代，日本旧左派的简单研究模式出现很大的瓶颈，这时候学者更积极地摸索新的学术方法，尤其重视接收法国学术营养，此外计量经济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被普遍地接受。1970年代以后成长的学者，研究方法更为多样，眼光更为广大，我本人也受惠于这样的新学风。
您1950年代就投身于中国研究，哪一年才获得访问中国的机会?
田仲一成：长达二十多年，中国对我们一直是“雾中花”，1976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接受友好团体的组团访问。东京大学的同仁听闻这个消息十分兴奋，就推选工学院的石井威望教授作为团长，通过中日友好协会向中国当局申请，行程获批之后由旅行社帮忙组团。1977年12月27日，东京大学的访问团到达北京，同团的还有尾上兼英、佐伯有一、斯波义信诸位教授。我们都是以中国研究为一生志业，首次踏足中国土地，看到闪闪发光的白桦林掩映下的人民中国，大家心情十分激动。这次访问主要考察中国的工业能力，坐火车前往沈阳、大庆、哈尔滨等东北工业基地。接待单位见到来访者都是老师，于是安排我们这些东京大学的教授到小学去参观，观看小学生表演革命歌舞。我们表示不满，后来才改为让我们参观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我看到这些大学把许多书籍一捆捆堆放在走廊，“文革”期间大学的荒废，触目惊心。团长石井威望教授在长春制造汽车工厂观察了工人三班倒制度，看到工厂内部杂乱污染、万事依靠人力的情况，劝告工厂干部说，应该将生产组织改变为自动化机械，而且预言：“1960年代之后全世界已经进入自动大量机械制造的时代，而在这个进步的时代，中国一直在睡觉，仍然依靠人工人力，大大落后于世界工业水平。中国需要拼命努力，但只要努力，大概二十年之后，可以赶上世界前头。”现在看来，预言十分准确。
1978年7月，我们一帮东京大学中文毕业生又组了一个旅行团到中国访问。户川芳郎作为团长，同行的有尾上兼英、传田章、木山英雄等十六人。我们到洛阳、西安、杭州等地参观，圆了古代中国的文学梦。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这些1950年代的大学生从青年时期就熟读毛泽东著作，此行怀着“朝圣”的心情去韶山。在韶山的毛泽东故宅，我觉得拍照也无法充分表达那时那刻的激动心情，一连画了几张素描，这样才把当时的心情与景物深刻地描绘在脑海里。
我们外国人是不太了解“文革”期间中国人的辛苦的，当时亲眼所见无论哪个地方的中国人都穿着灰黑的人民服，我认为这是难得的“平等社会”，书本里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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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2016-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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