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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岁高龄的田仲一成教授是日本学士院“中国文学研究”的代表会员(院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图书部长。1970年代以来，田仲教授撰写的《中国祭祀演剧研究》等七本中国戏剧专论在中日学界产生巨大影响，2016年初出版的新著《中国镇魂演剧研究》，充分阐释了“从祭祀演剧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从1951年考入东京大学，1983年获得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72年回到东京大学任教直至1993年荣休，田仲一成教授可谓战后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最佳代言人。借着田仲教授新著出版之际，笔者请他谈谈他所亲历的战后中国学转型、东京学派的社会主义理想、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的异同等话题。
您在1951年考入东京大学法学部，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改投中文研究?除了中文学习，当时大学生接触、了解新中国的途径还有哪些?
为了解新中国而学习中文
您在1951年考入东京大学法学部，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改投中文研究?除了中文学习，当时大学生接触、了解新中国的途径还有哪些?
田仲一成：高二的时候我自学了增田涉翻译的鲁迅《中国小说史》，书里的中文俗语完全读不懂，这就埋下了后来学习中文的种子。1951年我考入东京大学法学部，第一年在驹场校区学习，随大流选了德语作为第二外语，但是自己还是很希望通过学习中文了解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像我这样的战后日本大学生都怀抱着强烈的使命感，认为学习中文、俄语，或许可以打开日本的将来，东京大学的大学生尤其有这样为天下导夫先路的自觉。同学们认为苏联是世界领导者，学习俄语的热情特别高涨，1951年每堂俄语课，可容纳五百人的大课室坐满了学生。中文相对慢热一些，1951年第二外语选修中文的学生，一年也只有六七名。1952年人数激增到十五名左右，当时英国承认新中国，学生也看到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强大，学习中文的兴趣更高了。不过在全盘采用欧美教育模式的东京大学里，中文科在当时完全属于“少数派”，每年两千名学生里，选中文课的只有十到十五人。这和最近两年东京大学每年三千名本科生里有九百人选修中文，真是天壤之别。
那时候美国控制下的日本政府严控对新中国的新闻宣传，不过1952年以后，新中国的相关信息渠道渐渐多了起来。我在驹场校区的旧讲堂看了一次电影《白毛女》，学生挤满讲堂的放映盛况如今记忆犹新。日本共产党在当时年轻人中影响很大，他们成立了“山村工作队”，学习中国游击战策略，期望在日本取得革命胜利，电影《白毛女》就是山村工作队带到东京大学配合革命运动宣传的。下午三点学生就进场了，工作队组织者轮番上台宣讲，喊着“为了日本而舍命”的口号，现场招募东大学生，这样直到晚上七点才放电影。
除了电影《白毛女》，当时在日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书籍报刊吗?
田仲一成：报刊的话，只能看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三种，《鲁迅全集》普及率比较高，虽然看不太懂，还有后来出版的“毛选”。1940年代到1950年代初期，东京只有内山书店一家在经营中国当代书籍。那时候老店主内山完造还在世，我们还跟他请教中国的事情。内山书店里陈列着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差不多有一百本，都是薄薄的农民小说、革命小说。1950年代东大的学生学习中文，很多是从这套丛书开始的。当时东大中文系当代文学讲师小野忍开设《中国现代文学》，主要讲解陕北边区的秧歌剧，他从内山书店购买了大量延安时代的杂志。记得他带到课堂上的一本杂志上刊载了延安时代“蓝萍”的照片，介绍说这是毛主席夫人，我们印象很深，感叹其美，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江青。
相对而言，唐宋八大家之类的中国古文反而读得不多，因为文言文对我们来说不难，难的是现代口语。日本战败之后，学术界的共同想法是，必须开展新的学问，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动向。驹场校区担任中国语教师的工藤篁先生就是这种想法的身体力行者，他坚持一定要教给学生最先端、最新鲜的中国新语言和新事物。所以除了地道北京话的《骆驼祥子》之外，他还带我们读《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革命边区文学、农民文学。读懂里头那些没有语法的北方土语对我来说是一场恶战苦斗，也因此激发起我的好奇心和好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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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2016-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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