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信仰南传佛教的佤族部落，由于其社会发育程度相对较高，在时代的变迁中，佛教以其特有的业报轮回观念和功德观念形成了佛教的宇宙观和价值观，用佛教准则去解释政治思想，形成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的社会特征，并以这样的神圣性逻辑和世俗性逻辑去组织稳定的等级化制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佤族社会政治结构、社会生活结构和宗教结构。但是，这些等级制度的形成需要在佤族部落中实现秩序化、物化，它需要每一位部落成员的认可和执行，从而实现等级化的管理模式，而阶序正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条暗线，体现着不同等级之间排列的规则和价值观念，它通过神圣性逻辑和世俗性逻辑的对立和交融，嵌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引导着人们按照阶序去进行自己的社会活动和宗教活动。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由于佛教是以消除印度种姓差别为前提而产生，强调去除各种姓之间的洁净与不洁界限，主张众生平等。因此在深受南传佛教影响的社会所产生的阶序显然已经不同于印度种姓社会的阶序。以佛教为媒介传入东南亚社会和中国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印度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佤族南传佛教社会的阶序就是以佛教的业力和功德观念作为分类基础，它不同于印度种姓社会以洁净和不洁净为分化基础的阶序，它体现的是佛教思想价值观念的体系化关系，是信仰南传佛教的佤族社会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宗教结构趋于稳定的保障，它使生活于佤族部落的每一位成员一生注定是与整个佤族社会环环相扣、密不可分。

　　注释：

　　[1]路易·杜蒙(Louis Domount)著：《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王志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版。

　　[2]夏希原：《发现社会生活的阶序逻辑——路易·杜蒙和他的<阶序人>》，《社会学研究》2008年05期。

　　[3]详参郑筱筠：《傣族对佤族社会政治、宗教生活的影响》(内部报告)，2010年。

　　[4]何平：《从境外诸国文献和传说看佤族的形成》，《思想战线》2006年第6期。

　　[5]杨毓才、刘达成：《景颇·佤族的部落酋长制》，《思想战线》1980年第5期。又有专家认为，如果不包括班洪王本身在内，班洪部落应该有17大户。(田继周：《班洪佤族从原始社会发展为封建领主制》，《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6]杨毓才、刘达成：《景颇·佤族的部落酋长制》，《思想战线》1980年第5期。另外，也有专家认为班洪部落由于受傣族影响日深，已经进入封建领主制。(田继周：《班洪佤族从原始社会发展为封建领主制》，《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笔者认为班洪佤族部落酋长制特征较为突出，尚处于还未完全过渡到封建领主制的时期。

　　[7][10]田继周：《班洪佤族从原始社会发展为封建领主制》，《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8]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9]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1]《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476页。

　　[12]印长老是临沧地区傣族土司辖区内地位最高的南传佛教僧侣。他是由各佛寺长老联合提名，被称为“安雅坦”。土司批准后，颁给木质印信，因而又被称为印长老。

　　[13]临沧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编：《临沧地区民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14]关于傣族南传佛教佛寺管理模式，详参郑筱筠《历史上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组织制度与社会组织制度之互动》，《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

　　[15]杨逸平：《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基督教在佤族的传播及其影响——以临沧市沧源佤族为例》，《中国佤族“司岗里”与传统文化学术讨研会论集》(2008年)。

　　[16]参邱宣充《耿马县小乘佛教》，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五)，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8页。

　　[17]陈卫东主编：《沧源佤族自治县统战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18]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本文原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