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非遗保护十五年，从国家顶层设计到民众意识普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我国的非遗保护总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在中国遗产日来临之前，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巡视员马盛德接受《小康》专访，结合当前非遗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述说问题，并介绍未来工作的方向。
《小康》：目前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处在什么样的发展状态？取得了哪些成果？
马盛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我们国家一直都在做，但是在2001年以前我们更多的将其称之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1年5月18日，我们国家的昆曲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目录”，从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就引入了中国，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重视，“非遗”概念下的保护工作，至今已走过了15个年头。
这15年的发展，可以说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2009年，在政府部门精简机构的背景下，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这表明了国家对于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视。
2011年，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此中国的非遗保护走上了全面的法治化轨道。
我们一直在积极申报联合国项目名录，我们国家现在有38个项目入选到联合国公约框架下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我们是入选联合国项目最多的国家。
在国内，我们也分别设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目前国家级项目有1372项，国家层面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有1986人。而且在财政方面国家也在逐步加大投入，比如对于传承人的补贴，刚开始是8000元一年，后来很快上调到10000元，直到今年，中央财政对于传承人的补贴将提高到20000元，当然这个补贴是对于传承人传习方面的补贴，不是生活补贴。
如果抛开这些具体的措施，只是从感受来讲，我们15年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昆曲和古琴入选联合国名录的时候，国内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反响。看现在，政府、媒体、学术各方面的关注度非常高，各地方对于名录项目和传承人的申报，都非常积极。
《小康》：虽然现在昆曲的社会热度很高，可是大量的昆剧团，还都要依赖于国家的财政支持才能生存。您觉得，对于像昆曲这样戏剧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马盛德：对于非遗的保护，包括传承、创新、记录、整理等方面的工作，目的是要这项艺术、这项遗产不能消失，最好的状态当然是活态传承，就是它能够完全与当代生活相融合，被当代人所接受。目前，像昆曲这样的艺术还做不到这点，这也是我们在非遗保护中所面临的难题。
首先，就是大环境的变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它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态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趋势下，它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像昆曲这样古老的剧种，如何在科技如此发达、信息交流如此快速、文化如此多样化的今天去吸引更多年轻的观众，这太难了。所以，我们需要营造和培育一个新的文化生态，这是根本，但这是需要时间的，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
其次，如今的生活节奏太快了。传统文化生长于农耕文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它的节奏相对要缓慢。如何让昆曲这样的传统文化适应时代的节奏，需要从业者不断创新手段，让艺术能够与当代生活相适应。就像青春版《牡丹亭》，这一经过改良的剧目和表现方式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很多年轻的大学生都是通过它在校园的巡演而认识昆曲、了解昆曲的。
《小康》：在您看来，商业化对非遗传承是否是双刃剑？对于非遗保护中过度商业化的现象怎么解决？
马盛德：我们要科学地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些地方单纯追求经济价值，大搞民俗活动，大搞文化旅游，可惜其间的文化内涵往往被忽略。我们尤其要注意：不要按照功利目的、政绩目的或者经济目的，任意简单地改变非遗项目，丧失对文化的尊重。
当然，在旅游经济的发展当中，我们可以把非遗项目融在旅游的文化里面，让它朝着有序的、健康的方向发展。为了应付或者招揽游客，编造制作一些变了味的民间艺术、民俗活动，会丧失非遗自身的高雅品位和格调。我们应该对非遗利用和开发很好地把握好“度”，把握好它们自身的本真性，不能为了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而伤害了祖先的遗产，否则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小康》：目前，我国的非遗项目中发展最好的样本是什么？
马盛德：热贡艺术目前的发展就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也就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河畔的热贡地区，热贡艺术包括唐卡、壁画、堆绣、雕塑等绘画造型艺术。这里的艺术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十世纪，这里的非遗传承一直比较封闭，虽然手艺都是世代相传，但是有着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传僧不传俗等传统的传承方式。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与外界不断的交流，这些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当地的非遗保护状态在我看来是非常理想的，当地的住民几乎家家都在从事传统艺术，他们住在自己藏式民居中，屋内可以享受到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冰箱、彩电、电脑、网络信息、汽车等都有。像画唐卡的人，他们靠订单吃饭，靠着自己的手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比在外地打工和务农要惬意得多。如今当地的唐卡艺术甚至已经成了当地的一项支柱产业，扩大了农民、牧民的就业。
还有西藏对于非遗的保护做得也非常好。可能由于当地受到外来商业文化的冲击较小，而藏民族又普遍具有虔诚的信仰，他们对于当地的传统文化不遗余力，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那种质朴的热爱。据统计，藏戏在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前，全区只有10多个藏戏队，经过10年发展，如今当地的民间藏戏队达到100多个。此外，西藏在2014年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办法》，在非遗保护法制化上又进了一步。
《小康》：那么对于其他地区，非遗传承工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会有哪些措施去督促落实？
马盛德：对于地方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我们建立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评估制度和监测体系，这是推动非遗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每一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在申报时都制定了保护规划，国家的法律规章也对这些项目的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划和规定执行得怎样，要建立一个评估制度，以自我评估为主，发布评估报告，接受社会监督。项目评定之后，保护传承得怎样，也需要动态监测。
而且，非遗的传承关键在于人的传承。因为很多非遗项目是民间的，那么它的传承人的文化知识水平、审美境界、创意设计就存在一定局限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文化部、教育部启动实施了“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将在今年培训学员10000人次。
《小康》：在您从事数十年的非遗保护工作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马盛德：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荣誉感，而且我从工作中得到了巨大的快乐。我的工作是保护那些祖先留下的遗产，这些传统文化在数百乃至数千年的社会演变中，可以说是大浪淘沙，无法适应社会变化的，都消失了，能够留存下来的都是金子。我从事的工作就是去保护好这些金子，并让它们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应该说意义重大。回看这10余年取得的成绩，一些非遗项目从濒危状态到重新焕发生命力，我参与其中，的的确确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荣誉感和快乐感。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或加入到非遗保护的工作中来，最希望的是整个社会的保护意识再加强，再提高，全民都能参与进来。让传统的文化艺术融入到我们每一个百姓的生活中去，真正做到让这些遗产“活”起来。
文章来源：《小康》六月刊上
【本文责编：商小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