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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共祭黄陵提供了可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参加“民族扫墓典礼”。在肃穆隆重的祭祀典礼中，在民族大义的神圣气氛中，同室操戈的兄弟党派握手言和，一致对外。当公祭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神圣仪式的时候，黄帝到底是传说人物还是历史人物，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共祭黄陵，把国家祭祀当作神圣庄严的仪式政治，其重大意义在于借助一个共同的神圣符号，向全国人民宣示共同抵御外族的决心，并以神圣的名义相互制约内部矛盾，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1949年后的黄陵祭祀以2005年宋楚瑜率领台湾亲民党的认祖归宗活动影响最大，宋楚瑜在祭文里面特别提到“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兄弟一家亲”。无疑，炎黄陵墓的存在，公祭活动的举办，在两岸问题上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
不同时代的祭祀活动，呈现为不同的功能和目的。什么是文化?费孝通说“人类之目的在生活，此乃生物界之常态，文化乃人类用以达到此目的之手段。”简言之，文化就是谋生的手段。也就是说，借公祭活动谋求经济利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
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地方官员为了谋求地方利益，“出于经济的目的搞公祭”，也就无可指责了。
6.学术干预生活注定吃力不讨好
在地方文化建设问题上，学者不是决策者，他只会站在自己的专业角度针对过去的某一方面发言，他既不负责权衡各方利弊，也不负责承担决策后果。而地方官员作为文化实践的操作者和决策者，如果片面地听从了某个专业学者的建言，他将独自承担顾此失彼所造成的所有行政后果。正因如此，许多地方官员选择了彻底不理会学者的批评。
站在纯粹学术或者科学的层面来看，“文化”无法言说，“祭祀”乃是迷信，“民族”本属虚无，“黄帝”无法实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各种“难以理喻”的事情却一直在不断地上演，而且，一点也看不出需要或将要走向理性的趋势。所以有人叹息说：“自从《刘邦文化节是什么节》和《嫦娥奔月20000周年纪念》等文章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后，我就以为这类名声不佳的‘文化节’已成为过街老鼠，只有人人喊打的份了。然后，正是这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偏偏有人喜欢。”
生活只会是学术的观察对象，难以成为改造对象。如果学术总是将一把理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生活头顶之上，生活将变得如履薄冰，纯净而没有意义，人也就无法作为人而存在。而且事实上，生活永远只受利益的驱动，即使学术愿意干预生活，生活也不会将学术放在眼里，除非学术能给生活带来直接的效益。
在丰富的世俗生活面前，学术是如此的无力。
老百姓有句俗话，尤为清楚地揭示了理性面对现实的无奈：“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世俗生活中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就会有市场，就能“不是也是”。襄樊的祭亮大典凭什么选在4月13日?南阳诸葛亮研究会负责人张晓刚如此解释：“史书记载诸葛亮出山辅助刘备是在公元207年，但具体年月日并不详，襄樊在此时举行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庆典，用意很明显，再过半月就是五一黄金周。”
2007年，竹山的女娲祭典选在5月13日，据说因为是母亲节。世界各地母亲节时间并不统一，把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作为母亲节是美国国会1914年提出的，这与我们几千年前土生土长的女娲可是八杆子打不着。这种中西合璧的组合方式在学者看来简直就是不伦不类，可竹山的地方精英们就这么干了，老百姓也就这么认了。
现在的问题是，学术面对生活，还能做点什么?如果什么都不作为，学术的“意义”又从何而来?吕微认为，“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的任务只是把每一个人的自我陈述和自我表达记录下来，并把这些陈述和表达传递给全世界，让他们的声音在全世界传播，在传递和传播中，让世界知道他们，承认他们的愿望、欲求，让他们能够作为在意义世界中存在的主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学术既是生活的观察者，也是生活的讲述者。
当学术以“客观”的姿态讲述生活的时候，必然夹带着讲述者的“主观”思考与倾向，这些思考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阅读者的思想方式，如此，学术又在另一个层面上影响了生活。也就是说，如果学术对生活有所影响，那也只是读者自然阅读与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学术指导下的生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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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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