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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多样性
二十一世纪以来，学界的鼓与呼、政界的强力推进、媒介的张扬使得作为语词和事实的“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为人耳熟能详。作为一项事业、一种运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似乎会长时间持续下去的“非遗”运动完全可以和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进行的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工程相提并论。后者已经有“文化长城”的美誉。二者都是精英阶层对主要源自民间，并在民间传衍多年的文化的重新审视、定位，并且都最大程度地动用了社会资源，群策群力，可圈可点。虽然“非遗”运动是以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工程为基础的，但“非遗”这一概念正在势不可挡地全面取代“民间文艺”。
受西方思潮，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俗学运动、民众教育运动影响的“民间文艺”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都是一个红火、正面、光明的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被视为“反动”、“没落”、“腐朽”的上层文化的反面，认为蕴藏着民族的“新的精神”。继而，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鼓词、快板、木板年画等民间文艺都成为抗日的利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这里形成了文艺服务于政治和人民的系统的新型文艺观。
“十七年”时期，民间文艺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被有序地纳入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教序列之中。万恶的地主、奴隶制，舍生忘死的革命先烈，英勇的太平军和义和团等爱憎分明的形象通过民间文学的采录、传播深入人心。在国家一穷二白的状态下，杂技、民间工艺品等成为外交场合重要的媒介、黏合剂。演出成本低廉的相声等曲艺则成为“文艺的轻骑兵”，驰骋在抗美援朝的战场和大江南北的建设工地。改革开放后，虽然民间文艺的政治功能在弱化，但将其定性为优秀的传统文化时，其正能量也不言而喻。简言之，虽然也有单线进化论等外因的进入，但民间文艺的红火更主要是中国这个历史基体蜕变而有的“内发性发展”，或者说“固有的展开”。与此不同，“非遗”的嵌入则更主要是对国际语境这一外因冲击的回应之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意在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但其世界性依旧是片面的。不但唯我独尊的美国没有率先加入该公约，老牌帝国英国同样迟迟不加入。反之，在世界的东方，中、日、韩、越等国家则痴迷于晋升世界“非遗”名录。对昔日这一大儒家文化圈留存的有形、无形遗产的争夺，大家铆足了劲儿，明争暗斗，不乏刀光剑影。该地域自古以来就有的“执拗的低音”回响在“非遗”的战场。
虽然“非遗”似乎有着费孝通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善意，但其多样性究竟是以什么为标准?其圆心是什么?始终都语焉不详。与平等、自由、民主一样，多样性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具有道德优越感的普世评判。而韩国要将其江陵端午祭这个地方性庆典申报进入世界非遗名录的这一事件，使得“非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嵌入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并促生了轰轰烈烈、红红火火的“非遗”运动。原本就意在保护中国文化多样性、丰富性的十套民间文艺集成等有声有色的文化工程事业，也就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
形式化的共谋
二十世纪末，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工程的践行者首先是低姿态地到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炕头灶边去问、听，主动地去采，然后再记录、编辑、出版。换言之，对于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眼光向下的这场文化运动而言，民间文艺依旧是民间的、民众的。虽然有居高位者遴选、淘汰的机制，但十套民间文艺集成的真实性、客观性反而无声地言说着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自上而下的“非遗”运动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清理与自救运动。不仅如此，它还是从底层开始，层层上报、审查、评定的文化运动。悖谬的是，在本质上，这一看似尊重文化传承主体和基层的申报是形式化的。诸如要说清申报项目的起源、传承谱系、具体技术/ 艺和社会影响/ 效益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直至新近，申报者必须有挂靠单位，必须提供逼真的图片资料，甚至必须提供五分钟左右的视频才能进入到评审环节。原本地方性、多样性的民间文化的传衍实态经常是随机、随性的，且不一定完整。而且，与下里巴人捆绑一处的民间文化经常都是精英文化要改造、教化甚至否定的对象。因此，长期处于草根状态的民间文化，其多数很难有连续性的书面记载，口述的历史常常残缺。“非遗”申报书的制度化要求，使得其填报本身就是一个步履维艰、绞尽脑汁的过程。在这个自我梳理也是回望的过程中，没有的要建构出来，可能与评审专家与政府官员要求不合拍的内容要切除。最终，在申报环节对一个“非遗”项目的立体性叙事和言说中，可能表格填写得工工整整，视频也做得精美绝伦，但这实则是对一个原本活态的文化事象纸面化、视频化，也即剥离生活而形式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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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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