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登崧笔下的“区域”看起来很像文化地理学家依据方言、习俗和信仰划定的文化区，但细究起来又有所不同。相比那些基于文献记载建构起来的空间范围宏大的中国文化区域而言，贺登崧划定的区域有以下不同。首先，这些区域及区域的边界，都立足于他的实地调查。其次，这些区域的空间范围都不大，甚至几个村子也可以由于某种文化现象的相似性或联系性而成为一个区域。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区域的边界并非静止的、固定的、单一的，而是由很多根据不同文化特征划定出来的、具有“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的分界线组成的一个幅度相当宽的“线束”。这种“线束”意味着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界线是一种动态的、互有重叠的不稳定边界，它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动中。贺登崧也进一步指出这些区域边界的形成来源于当地人的文化认同，而不同的“地方感”形成的实体性的区域界线，也具有某种社会身份界线的象征性意义。

缺憾总是存在的，贺登崧在田野考察中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碑铭、家谱、社务簿等民间文献资料和传说、访谈等口述资料，可惜并未整理出版，资料也不知下落。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解释不同文化区域及其边界的形成原因时，贺登崧非常强调行政区划的影响，但政区界线以及由此形成的地方行政结构与地方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并非是不言自明的，这种关联性不仅需要证明，其形成的机制和过程恰恰是解释该区域历史发展的重要维度。比如贺登崧对弘州线的分析，他已经注意到辽金元时期弘州具有区域性商业中心的地位，这里先后成为朝廷织造品和玛瑙产地的中心，特别是1278年弘州设立种田提举司并成为当地农作物集散地，而这对于加强弘州与周边乡村联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贺登崧对于奏请设立种田提举司的当地人李仲璋格外关注，他撰文介绍并逐句翻译了他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的记录李仲璋生平的《故奉训大夫兴和路等处一十七站脱脱禾孙李公孝思之碑》，与《山右石刻丛编》所收同碑相比，贺登崧不仅纠正了错漏之字，并补充了记录李氏谱系的碑阴部分，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碑文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

(仲璋)拨充中卫军户，郡中同役者百余户，每岁递相更代。时军中繁剧，迁调不常，人惮其势，咸以为苦。公又独赴京师，诣宣徽院陈诉，以弘襄之土沃饶，麦甲于他郡，可供尚膳……奏闻，准其事宜，改充弘州纳面人户，悉除军籍，置司弘州，命公提举其事。公归至弘襄，验户数田力多寡肥瘠，岁均贡赋轻重之差，民咸服其平。自至元二十四季迄今，免其征戍，各安其业，乐于田里，诚公之力也。

对这篇碑文的解读，自然应该放在辽金元时期华北乡村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去：元朝的军籍制度、军户的军役负担、地方开发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大族的崛起以及在其主导下的基层社会与王朝国家的协商等等。这一历史过程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了“弘州线”的形成及长期维系?贺登崧并没有给予解释。当然，对于一位以汉语方言和民俗为研究专长的外籍神父，这多少有点苛求。

　　行文至此，笔者有点担心，因为自己的学科背景和研究实践，而将贺登崧的研究更多地放在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的学术发展脉络中进行思考，这是否对其在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学科领域中具有的地位关注不够?不过，读到贺登崧对自己研究做的总结，我就略微感到释然：“应用这种新方法(语言学与民俗学的地理学研究方法——笔者注)才能把现代的人文科学作下一种综合的研究，因为我们应当对于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作个全面的观察，而不应当支离破碎的，用人为的方法去分割人类在社会上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活动。”如果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界同仁们都能从贺登崧的研究成果中有所收获，似乎都可以说明贺氏离自己所期望的“综合的研究”目标并不遥远。

　　作者简介：邓庆平，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第62页-72页，本文注释从略，详见纸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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