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20年代，伴随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汉语方言研究也悄然起步。在征集用方言传承的民歌、俗谚、谜语、儿歌等民间文艺时，人们认识到了方言研究的必要性。1924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创立了“方言研究会”，在《歌谣周刊》上相继发表了一些方音字母草案与方言标音实例(55号、66号、85号)。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立，两年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八集出版了“方言专辑”(85-87期合刊)。20世纪20-4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董同龢等人参与，对两广、陕、赣、湖北、湖南、云南、四川等地的方言进行了有组织的集体研究。

这一时期，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l889-1978)采用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进行汉语音韵学研究，于1915-1926年间刊行了《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四卷本。按照高氏的说法，他希望做的工作是：“1.把中国古音拟测出来，要想作系统的现代方言研究，这一层是很必要的;2.把中国方言的语音作一个完全描写的说明，作过这层之后然后可以;3.用音韵学的研究指明现代方言是怎样从古音演变出来的。” 即以中古语音构拟为目标的汉语历史语音学，这一理论和方法对正在起步中的中国方言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贺登崧在尚未来到中国传教之前，就读到了高本汉的这部论著，与此同时，他正在学习另一种现代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和方法——方言地理学。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欧洲学术界，是将词汇、语法和发音的地域差异标示在地图上，并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其分布特点及其原因，构拟出特定区域的语言变化过程。如果说历史比较语言学是纵向地关注语言历时性的变迁过程及其规律，那方言地理学则是横向地研究方言共时性差异的地理分布状况。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刘复、岑麒祥等学者就开始介绍西方语言地理学的思想，提出对汉语方言开展地理学研究的设想。但贺登崧无疑是最早将方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汉语研究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人。他对当时在中国学界备受推崇的高本汉的方言调查方法表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高氏记录的只是书面文字的方言音，而这是已经被方言地理学研究全面否定了的旧词源学的方法。他还指出，受高本汉影响的中国学者太集中于古代音韵的研究，受制于中国文言传统，重古典、重文献，轻口语，“其结果是，忽视了对活的语言的研究……远离了对‘底层’人民语言的研究”。这样的批评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反思，赵元任就曾在写给董同龢的信中讲到贺登崧批评史语所派太以Phonetic Law(音律)为主，而他认为这种批评很对。为了回应贺登崧的批评，董同龢分别在1948年、1960年发表了《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和“四个闽南方言”，赵元任在1951年发表了“台山语料”，都是记录长篇的对话和故事，表明他们对“活的语言”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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