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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舒巴 安德明:从“民俗学”到“欧洲民族学”: 研究对象与理论视角的转换
  作者:[德] 沃尔夫冈·卡舒巴 (Wolfgang Kaschuba) 安德明   译者:安德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1-19 | 点击数:10167
 

  四、“民俗学”的学科定位与学科价值

  安:说到学科名称和概念,其实,在中国学界,我们已经扩大了“民俗”的概念,几乎把它等同于“日常生活”或“民间文化”。这种理解,促成了一种新的认识,那就是,民俗并不只是过去的传统,而是人们当下的日常生活实践。

  卡:如果你们改变一下修饰词,比如叫做“通俗文化”(pop culture)或“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而不是“民俗”或“民间文化”,也许会更好。因为我们都知道,“民间”(folk)的概念有许多问题,它主要用来代表一种想象中的、均质化的人群,所指称的群体是固定的,边界清晰的;而“通俗”或“大众”,则是指那种在人们当中广泛流传的多样化的实践,它意味着“大多数人”,意味着“社会”,意味着“混合多样”——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领域之所以会发生关键词的前缀从“民间”转换为“大众”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转换,不仅仅只是名称的变化,更是视角的改变。

  “通俗文化”的概念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人们用它来概括包括音乐文化、青年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形式,例如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等等,均属于其中的内容。而“通俗文化”(pop culture)又可以看作是“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缩略语。在当年社会上普遍采用“通俗文化”来指称文化现象的同时,学术界也已经用“大众文化”取代了“民俗”,来概括那些属于大多数人的实践和城市生活方式。它主要涉及的是普通人在休闲时间、在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行为。这个概念,为研究者架起了一座沟通以往的村落生活与现代城市生活的桥梁。

  安:这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建议。实际上,我和民俗学领域的许多同行,长期以来都深受这样一个问题的困扰:民俗学似乎是一门永远无法长大的学问,它的领域、视野和影响,似乎总是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当中。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总是对“民俗”怀有强烈的感情。记得以前在对阿兰·邓迪斯教授做访谈的时候,他坚决捍卫“民俗学”的那种热情和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情感,很不愿意轻易放弃我们学科经过多年经营确立的这个概念。

  卡:我们以前曾经谈到过,在人类有关自我认识、自我反省的意义上说,民俗学实际上完全可以成为一门重要学科,而不只是小学科。作为关于他者生活之想象的科学工具,它能够告诉人们不要仅仅用一种视角、一个观点来看待问题。

  另一方面,我说“大众文化”,并不是要舍弃“民俗”,而是希望把“民俗”视为“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实践模式。如果我们考察那些跳民间舞的人,就不应只是观察他们所跳的舞蹈,同时还要探询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就是说,要在另一种文化生活观念下对民俗进行新的语境化理解,而不是要与民俗学说再见。

  对于当前的民俗学来说,这将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民俗学机构和博物馆的专业人士的研究,都转向了小岛,而有关世界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理解与分析,却被当作社会学和文化科学研究者的工作。这种对待现实问题的态度,导致了民俗学的衰落。它属于一种与当代社会科学的主动隔离,隔断了同其他关注当下社会生活的学科的联系与沟通。而事实上,当下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民俗实践活动,需要我们以新的视角去予以关注。

  五、学术研究的“文化建构”属性及“在语境中研究文化”的重要性

  安:关注当下,的确是民俗学应有的视角,也是它的社会责任。前几天在研究所的午餐会上,让我印象很深的是,研究生关注的话题非常广泛,比如,有一位同学告诉我,她目前正在参加所里组织的有关犯罪问题研究的项目,他们有很多机会接触警察等专业人士。

  卡:是。这是一项介乎社会学与民族学之间的项目。这个项目的主持人,原先是我们所里的一位同事,后来他在法兰克福的法学研究所得到了教授职位。这个项目首先注意到,法律事务进展过程中的程序、特定的模型乃至犯罪过程的调查,等等,都是固定的模型和程序。但是,除了这些程序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相关参与者的观念是怎样的?这些是更有意义的现象和实践。

  有趣的是,所有的案子都要组织一个审判委员会,他们通过文本和语言所构筑的事实,来判断“这就是凶手”、“这就是贼”。但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是谋杀”、“是意外”或其他情况。传统的固定模型应该受到质疑:它的逻辑是什么?它的传统及背后的视角又是什么?这是我们来自法律界的同行第一次开始讨论隐藏在现有程序背后的问题。这里体现了很强的自反性:所谓的科学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写作、宣讲、做访谈和记录的时候,我们所建构的有关其他文化的状况与想象距离事实又有多远?

  这种自90年代以来形成的自反性,在法律界人士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当中一直没有发生。因此,“我们是谁”的问题,对这些学科的许多人士来说是很新颖的问题。以前,他们都确信自己是站在中立立场的实践者和科学家,但我们却会说,从社会性意义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你喜欢足球还是讨厌它,喜欢体育比赛还是讨厌它们,这类情绪都会影响我们的思考,影响我们的观念与模型,影响我们的问题与访谈。这是一种预置条件,是传统所规定的“前模型”,当人们说这属于数学、那属于法律、这属于生物学的时候,是以一种固定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的。但我们今天却会强调说,所有这些概念其实都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并非固定的存在,而是属于一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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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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