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那些不符合佛罗里达所论述的标准的城市将会成为落伍者，因为只有创造型阶级才会提供收入、消费、赋税和地方职业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critical mass)，这些要素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具有保障作用。或者，用佛罗里达一个较为偏激的论断来说，就是：没有同性恋和摇滚乐队的城市将会输掉经济发展比赛。
不过他的预言——这现在也是我的预言——只会部分地在十五到二十年间得到确证，因为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发展的道路远比预想复杂，而不同群体的“创造性”方式是如此多样，并非他的简单论断所能解释。另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确实能够积极参与城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事业，的确能为文化遗产和公共福利的延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贡献力量。他们通过积极努力所倡导的智能工业和传统建筑，不仅加强了当地的生态平衡，而且也提升了他们自己的户外生活水平——他们看到了自己所梦想的“绿色城市”，有着绿树成行的林荫道、街区公园、屋顶凉台和城市海滩。而如今那些第二代的创造型群体，期望得到的要更多：要住在城市的中心，那里不仅要让他们能随时接触文化又能接近自然，有休闲大厅和湖畔、阁楼和莱檬树，以及作为一个完整社区的绿色生态城市。一句话，创造型人士热爱“生态的大都市”!
另一方面，创造型群体的流动性特征又造成了他们发展的巨大障碍，因为它使得这样的群体成了非常不可靠的居民和市民。他们会经常流动，不能长久地融入当地社会及社区文化当中，而他们对传统遗产的“浓厚”兴趣，可能只是对时尚的追逐而非严肃的追求。因此，创造型群体中的主体部分并不像真正的“本地球员”，而更像“全球冲浪者”，而将来城市的稳定的核心，并没有变成“创造型”人士，而是仍然维持在其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成员当中。
第二种讨论：在203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移民后代将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部分。除了一部分属于新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出生在城市，上过必要的语言课程并完成了规定的学习。他们现在已经在地方经济和城市社会中获得稳定的位置，特别是成了在文化产业方面的雇员、小企业家、自由职业者和代理人。他们的一些文化传统——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已经整合在城市生活方式和实践的核心，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大城市中“国际化”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而这一事实又打破了那种此前影响他们父母辈的生成链。当他们的父母辈在三四十年前移居到城市当中之时，他们明显缺乏教育方面的个人努力和公众支持，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目前只能依赖社会福利来生活。
然而，根据我的观察，人们所惧怕的以种族差异和文化“战争”为特征的“移民城市”却并没有出现。而“少数民族企业”则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获得了发展。随着城市旅游业及对手工艺品和服务业的需求不断扩大，移民酒吧与商店、画廊和手工艺品，以及医疗保健服务，在数量和分布范围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移民的”也就意味着“民俗的”地域或民族风格，他们都将自己的服务定位于混合的城市社区市场。这是一个在柏林和北京已经显著存在的趋势。例如，从“移民的”餐馆或咖啡店的菜单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段介绍性的叙述文字(也许很短)，来讲述有关店主的家庭、有关城市社区或有关所供菜品的地域传统的故事。而这一点，也证明了过去多种形式的“移民遗产”早已成为不断更新和整合的“城市遗产”中的核心——或许是“奇异的”——构成因素。
不过，这会造成同当地环境之间在社会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也会影响他们的业务政策，因为工作和业务关系是由社会责任和亲密纽带建立的。由此又会促成一种企业家的社会精神，这种精神受制于一种对于城市环境的“地方爱国主义”(local patriotism)。对此，我认为，就城市环境与社区的“秉性”而言，地方文化遗产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它特有的作为“地方共同意识”(local common sense)的凝聚力。
以上两方面的发展导致了地方的市民文化，这种文化已无法区分是属于“本地”还是“他者”的。直到几年前，城市的中产阶级群体，因为感受到威胁，领导了反对所谓生物与文化上的“他者”的讨论。随着上述新的发展，过去那些生物学主义和种族主义话语的“荆棘”已经被剔除。而这，至少是我所希望和乐于看到的现象。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讨论，是又一个引人注目的预测，那就是，由于移民和底层阶级社会文化的解体，城市可能会进一步在空间和社会上分裂。这等于是宣告了城市发展的真正的危险进程。由于空间与社会的差距的确在加剧，城市中心区的发展与升级也在不断进行，这包括最常见的“绅士化”的表现：一方面，是那些高收入的个人、家庭和企业移居到城市中心，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教育的低收入群体以及小企业主、文化团队和艺术家被迫远离中心。
这常常是以牺牲文化多样性和城市中心的吸引力为代价的，比如在巴黎或莫斯科，那里的“独特的”内城是大多数居民从来不去的地方。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城市的明显“萎缩”和城区的虚空化现象也正在发生，其根源主要在于经济和人口因素——这是欧洲今天的问题，也是中国未来要面对的挑战。当然，人口流动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重要原因。无论如何，它导致的后果就是整个城市景观的“社会性的荒凉”(social desolation)。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某一地区才可能获得“重新焕发城市活力”的机会。
以上两种现象，都涉及城市当中以及城市与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国家或地方的发展方案往往无法弥补这种差距。于是，有关城市能力与形象建设的新理念脱颖而出：有的地区或城市强调知识和教育理念，以便使当地对年轻家庭和学术界更具吸引力；有的则通过提供特定的基础设施和文化项目、满足对方的特殊需求来吸引老年人，或许还会引用“传统”和“遗产”的母题——这可能是民族学或民俗学的机构提供的；最后，一些城市着力于发展城市旅游，既为那些喜欢聚会的年轻人提供欧洲著名的易捷服务(easy-jet-set)，又为“资深创意人士”提供高档的历史文化旅游。
现在来对我有关城市景观问题的简短介绍做一个小结：以上三种讨论的预测，似乎都缺乏说服力。因为它们忽视或低估了所谓“后现代”城市社会的新的文化形式和社会资源。事实上，城市社区、公民自助和地方通讯、城市项目与市民运动等构成的新旧城市网络已脱颖而出，并将出于必要性以及现实的原因，在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发展新形式的社会政治“共同体”(community)，也即有关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想象的“共同”(common)。这一点，确实是我对城市未来的乐观看法!
这一看法也已经包含了我的基本结论：“城市遗产”“市民文化”和“市民社会”，不仅会在未来继续存在，而且将保证一种朝向“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持续发展，而这是被不断更新的“城市文化”所引导和保障的。通过保存有关城市的共同记忆、协作与交流的古老传统，以及为本地人和移民创造“新”形式的城市参与、整合与认同，这种城市文化代表了城市的本土“精神”。不过，用理查德•佛罗里达的概念来说，这也代表着真正的“创造型城市”，即一个市民和公民自我授权的城市，在那里，有关当地历史传统的活跃知识，以及地方风格与思想的活泼生机，都标志着这是一个“文化上共同”(cultural commons)的地区，而这种共同的文化，则被理解为城市遗产。
所以，我要稍微修改一下佛罗里达的论断：不仅是“没有铜管乐队和同性恋现象”城市没有未来，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没有公民文化与遗产”的城市没有未来，因为它们缺乏文化资本和文化认同。
这意味着，他们——即城市居民，以及我们——也就是民俗学者和民族学者，至少应该从现在开始“搜集”和“展演”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遗产。我们在认识农村历史的结构之后，还应该学会“阅读”城市文化。也许这是我们在保存和展演大众传统的旧课中的新篇章，它将不仅是历史和博物馆中的保存实践，更是对当今时代与城市生活的科学的社会参与。
（本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4期，注释请参考纸媒原刊）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