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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认识结构是现实的问题化处理前提
如前所述，毋庸讳言的是邓正来的对中国知识的社会学追究以及一系列的对“中国”问题的追问一度确实如入无人之境，但也毋庸讳言，即便是邓正来自己也无能完全回答由他自己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重新定义中国、为什么要重新定义中国、根据什么重新定义中国？等等。恕我直言，正来的追问确实高屋建瓴，然而我却至今并没有在正来那里得到特别满意的回答——不是说正来对重新认识中国并据以重新定义中国的问题开放得不够彻底，而是说回答得不够或者基本没能做出正面回答。而对这些问题的呈现和“事先回应”，到了周宁这里回答便都基本是正面的了，换句话说，关于“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和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周宁和正来一样站在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尤其是“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在周宁那里甚至可以说是得到了详尽的研究。
如前所述，首先还是周宁的出色“系谱化”能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确立一个诠释框架或模式，才能从纷纭的素材中叙述出‘历史’。将1750年前后作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分界点，研究者或多或少都注意到了，可以参见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还可见伊萨克斯的《美国的中国形象》、斯蒂文•莫舍尔的《被误解的中国：美国的幻觉与中国的现实》与科林•麦克拉斯的《西方的中国形象》，这些著作对中国形象史的分期与对18、19世纪间中国形象的转型的分析。”③（p289）为了如何“叙述出‘历史’”可谓煞费了周宁苦心，为了获得某个“诠释框架或模式”，着实检验了他的文献考证与问题追究的能力。记得陈平原说过，西方人研究中国只要我们的资料并且多多益善，但不要理论，因为理论他们有。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人只会搜集资料，没有理论。在我看来基本是事实：首先是有逻辑能力的人太少，否则我们就不会在学术上一直处于前反思性的搬运状态，而缺乏起码的逻辑认知；其次是特别欠缺问题追究的能力，因此也就很难形成我们自身的理论。而周宁的文献考证，据我观察完全可能来自他的知识（读书）兴趣和问题意识，所谓问题追究能力其实也即形成于他的知识兴趣和问题意识之中。但后者的能力极重要，否则即便可以当一个“伟大的读者”却也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作者”，也即基本完不成理论建构更形不成有效的理论框架。因为学识渊博，而且渊博到了其可以轻松地“避免”了“选择的焦虑”，即便博通如陈平原教授，也曾感叹道：“翻开任何一篇不算太新潮的文学论文，你也可能同时发现诸如‘本文分析’、‘拟想读者’、‘期待视野’、‘叙事角度’、‘意识形态’、‘深层心理’、‘性别优势’、‘文学生产’等分属20世纪西方文论各家各派的基本辞汇。只不过高明者主张直接引进，来个概念大换班；沉潜者倾向于移步变形，不希望学术断裂罢了。如今再写文学史，所争已不是进化与退化、载道与缘情，而是如何面对着五花八门的批评模式。”④（p16－17）尽管在我看来，无论是“高明者”还是“沉潜者”而今在我们的理论现实中均只能是失败者。周宁之所以能够完全例外，道理简单：这便是很少有人能像周宁这样有着如此充分的知识准备，同时还具备有如此出色的问题追究能力。不仅仅是西方七百五十多年来的现代性进程跟中国和中国形象有关的历史事件，而且包括西方内部各个时期的重要分期比如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直至后现代主义涉及的种种概念本身和内涵，均有着“系谱化”处理，同时到处不乏真知灼见，很少人云亦云，毋宁说其为我们深入认识现代性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重要知识之窗口。更不用说对那些包括重要商人、教士、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旅行家们在内的相当大量的重要文本解读和梳理，用心之深、见解之独到常常让人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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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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