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说得客气一点，我们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基本上是处于前反思性阶段；说得不客气了，其实大多时候基本是处于搬运、消费西方的诸多大师的思想和学术的状态。究其实大抵有二，一是既然不能出于本土认知，就跟我们曾经出过无数的“国际问题专家”道理相同，对本土的问题毫无感觉，对外国的事情却能如数家珍［1］，其变体就是见了人家的东西就好玩好奇，不论品质一概照单全收；二是留学国外，虽然接受的是较为系统的西学知识训练，也读过不少西方原著，却令人遗憾地大多时候是以传播知识为己任——即便有个人思考的时候，也基本无能跳出那些大师问题的解释框架及有效性范围，更不用说如何把大师的问题转换成为我们自己的切身问题，并对大师问题的解释有效性范围做出超越。与此同时，殊关重要的大师研究却又相当稀少，除了邓晓芒（康德研究）、倪梁康（胡塞尔研究）、孙周兴（海德格尔研究）等极少数学人愿意贡献出大量心血和精力外，便是邓正来对哈耶克的“八年作业”［2］以及可能另有一个八年（从康德到罗尔斯的理路）和五年（从黑格尔到查尔斯•泰勒的理路）“作业”，其目的据说在于最终能够“建构起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知识体系”［3］——也即：知识的批判和增量的可能性——尽管在我看来，正来的这个批判可能还得具备有世界秩序原理和中国传统秩序原理两大批判作为根本前提，否则几乎先天地难以完全避免以中华的“天下主义”批判西方的“世界主义”的嫌疑，而事实上以王岳川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就已经具备了这种嫌疑（关于这一点，将在本文最后部分详加论述）。然而，你不能不承认在当下浮躁至极的中国学术界正来显得鹤立鸡群。不曾想，北有邓正来（正来长期生活在北京），南有周宁（周宁长期生活在厦门），而且一样是深入到了西方世界的理论核心内部肌理和机制中去，而且一样地一派“大音希声”。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二人都能让你感到作为中国的年轻一代第一流学者的那份使命感和焦灼感：中国的疼痛、中国的迷惘乃至在这个世界中的确切位置以及中国自身的形象和文化身份。

以《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那种对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的自觉性和可行性以及深度和广度，窃以为国内几乎无人可以抵达。不要说还有谁能这样提问题，能有几个人可以意识到都难说：“现代中国的文化自我认同，是在与多向他者的意象性关联中完成的，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国家文化圈的中国形象，既是一种建构过程，发现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意义的丰富性，也是一种解构过程，从意义的差异矛盾与比较批判中，觉醒到他者镜像的虚幻与异化。”①（封面）即便是可能意识到，又有谁可以像周宁这样沉潜于如此长时间的阅读和解构（光是此著的写作时间便横跨十年，那种在浩如烟海之中广泛搜索、阅读并梳理西方诸如传教士、商人、水手、旅行家、政治家、外交家、记者们的有关中国的记述和或史或论的相关文本和典籍以及西方民众的套话传说，更不知要花去周宁多少时间？特别是那些杰出的现代、后现代哲学、理论大师的原典和诸多作家的文学文本，又不知要耗去他多少心血？其准备性工作的繁重与繁复性、艰苦与艰巨性可想而知），甚至还不仅仅是阅读与解构，更重要的还是那种系谱化的能力——如果土生土长于西方或者一开始接受的便是西方的系统科学训练自又另当别论，又如果周宁像诸多“海龟”那样留学西方取得博士学位并在西方做过相关博士后研究可能还有点“靠谱”，然而，周宁却只是我们本土南京大学培养的文学博士，出外访学是有的，但那也仅仅是为了接触第一手资料以方便研究而已——便是有鉴于此，我特别愿意称呼周宁先生为博士。尽管他已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早已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但我以为周宁是个真正的“博学之士”。相形之下，国内那众多大面积“注水”的“博士”不用说，即便是“海龟”们，“泡沫之士”也一样比比皆是。我相信，只要愿意认真细致地通读过一遍《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所有的读者将会跟我一样感到振奋，同时想必也会为能享受到一场如此丰盛的“思想盛宴”而感到心灵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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