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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国家已经在积极引导和启动农业生产者互助合作组织，构铸农民自治组织的新型框架。因为这一方面可以弥补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诉求，农民没有自己表达渠道和组织形式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可以充分发挥以市场资源为背景的民间权威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为乡村民主政治在广大农村开花结果，提供市场社会的土壤。
4．宗教组织。刘下村现有基督教徒600人左右，其中最多的是汪家村，约200人，信教的多为中老年者和女性，多数是生病没钱治或治不好的，家里较穷的，想找点依托；还有少数是好吃懒做的；还有更少的是假信教实则从事偷窃之类的事，以此让人思想麻痹。基督教组织不会过问村务，但凡遇到要集资办公益事业时，他们都全力支持，也不会欠村提留款。基督教组织参与村中公共事务是消极被动性参与，对村级已有的权势不会形成威胁。
5．帮派组织。帮派组织对自治权力的行使一般通过三个渠道进行。其一，通过暴力对村民进行强制。这是一种最低级的活动方式，会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击。其二，为村民提供强制性服务。这种服务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而是帮派组织的自身利益，而且这种服务往往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其三，通过和正式权力的嫁接。这是最为隐蔽的一种形式，也是影响最坏的一种形式。通过与正式权力的嫁接，帮派组织的活动几乎是公开的和形式上“合法化”了。他们甚至与宗族势力、个别强势精英结合在一起，不仅会侵蚀国家权力，对于村民自治权的良性运作也是毁灭性的打击。
刘下村这么多年来没有形成影响较大的帮派组织，只有一些零散的放高利贷者提供民间信贷服务，谋取高额利息，形成复杂的债权债务权关系，而很多债务是村委会的，刘下村村级债务131万中有121万是借的高利贷，使村委会在行使政务时受阻。另外，有些家里有背景的人，仗着自己家里有人，不把村干部放在眼里，拖欠国家税费，如下柴村有一村民欠村提留款3万元，1995年乡联防队把他抓去，因他有亲戚在县里当官，结果挨批的是联防队，以后一部分村民就跟着他抗税，使下柴村村级债务高达36万元，村委会无法正常运作。刘下村的老支书在位20年，多年来也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权势集团，据村民反映，开村委会只在自己家开，发展的党员都是自家人（汪家），村账务混乱，下台时拒绝交出账本，集团内成员至今还在告状。
综合以上分析，民间组织的存在一是导致了正式组织权力的弱化，但与此同时，村庄民间组织谋求对村庄事务的参与，甚至作为对以权谋私的村干部的抗争而对村级组织部分功能的替代，构成了对村级组织权威的挤压，在村庄治理中分割着体制性权力，使村级组织权威呈衰落之势。二是民间组织对村庄治理的非制度化参与有可能导致村庄的不稳定。
三、引发的思考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和相关文献资料来看，我们认为当前应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一）村党部和村委会干部的待遇，包括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
由于目前广大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带走了乡村社会大量有知识、有能力的青壮年，这些精英们认为村干部待遇低，责任大，又得罪人，情愿外出打工。为了吸引和留住大批优秀人才，增强村干部的责任心，就应该提高村干部待遇。笔者认为，必须从体制上提高村干部待遇。具体的改革思路是在现在实行的“乡政村治”中，把“村治”下沉到自然村，即在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改变如今的涣散状态，发展村民自治，不强求标准民主程序，只要农民接受，国家则以健全法治来保证村治的正常运作；而在现在的行政村则实行“两委合一”后，成为乡一级政府的代理机构，乡镇政府可根据需要选聘村干部，就像现在的村计生专干一样，实行“县聘、乡管、村用”，工资由县财政支付，也就是说让村官“吃皇粮”。这样可从根本上解决村级组织既是自治组织又是政权末梢、职能相互冲突的矛盾，使国家权力名正言顺地进入到村级管理中，以加强行政权力对乡村的整合，有效地监督村干部工作，又能从体制上解决了村干部的待遇问题。自然村委员会则不是政权机构；其成员不是公务员，不拿国家工资，只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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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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