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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欢快的哈萨克族歌声、纯洁轻盈的回族舞蹈、火把节狂欢的篝火与歌声……丰富多元的民族传统文化共同编织出多元灿烂的中华文明。
民族传统文化是各民族传承累积的生活方式，是根植于生活传统发展出的生存智慧。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因此，在现代化高速发展、城镇化大力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性，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近期各高校将陆续开学，如何加强对青年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习承，应成为高校管理者和专家学者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各民族文化都有演进博弈的过程
“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祭龙神、二郎神的节日，这20年慢慢没什么人参加了，因为节日的主力——年轻人大多出去务工了。”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武沐说，这一情况并不单单发生在临潭县，它是现代化大潮冲击下的一个普遍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居民大量外出务工，致使很多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性的风俗、习惯渐渐淡化”。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李富强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在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任何‘边缘文化’都难免要被卷入主流社会中。于是，一些民族特色文化越来越趋同，面临失去自我特色的困境和危险。”
在现代化浪潮下，全球化不断消解地方性，多元民族文化出现同质化倾向，这是不可忽视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朝向单极化发展，事实上，在共同的发展方向中，完全可以保留文化多元特性。武沐说，“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是必然趋势。它对多元民族文化有一个方向性的指导。但各民族可根据自身特性适应这一趋势。全球化呼唤一种多元化的存在，各民族文化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保留自己的文化特性。”现代化也并不排斥多元民族文化特性，相反各民族还可借助现代化催生新的文化特质。在李富强看来，“各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就有一个更新的过程，实现在新的环境下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武沐也表示，“文化有其自然发展和演进博弈的过程，这其中有的文化特质会消失，也有新的文化特质会发展出来。”
文化载体形式，如服饰、风俗的淡化绝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忘却。武沐说，“受条件限制，有些民族习俗有所淡化，但他们的文化之根并没有丢，内心的文化情结一直都在。实际上经济越发达，各民族越是想寻找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越是有一种回归情结。”
谨防民族文化“空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旅游业迅速兴起。民族村寨、民族节庆、民族表演、民族工艺等纷纷进入旅游市场，成为少数民族聚集区脱贫致富、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旅游作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们交际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特殊的现代化力量。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教授孙九霞认为，“民族特色性越强，旅游吸引力越大。要在旅游开发中得到发展，必须保护好各自民族文化特质。”
但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民族文化尤其是此前处于封闭状态下靠代际传承的少数民族文化，在面对开放环境下涌入的不同文化力量时，如何保存自我特性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孙九霞在实地考察中就体会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民族村寨在发展旅游之后，其空间、景观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包括建筑样式、空间功能以及社会文化活动。”
在旅游开发中，民族地区借用传统力量将民族文化打造成文化资本。这是保存传统与发展自身的一种良好方式，但若过度进行旅游商业开发，这种文化资本不免成为徒有其表的“空心外壳”。
孙九霞到丽江新华社区调研时，发现当地布满为游客服务的商业设施，为本地居民服务的设施很少。为获得更多收益，本地居民将房屋租给外来人员。“居民都搬出来了，里面住的都是外来人，这样的过度开发就会导致‘空心化’，组织结构上空壳了，没有传承人，这里的文化就成了没有根的虚假文化。”
开发、保护、教育多管齐下
“旅游可能会带来商业化和文化的同质化，但我更看重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激活、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及给当地文化主体带来的发展。”在孙九霞看来，旅游开发激发了当地居民更加强烈的文化认同，譬如在外界对纳西文化的追捧中，纳西族开始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深化了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知和情感。同时，纳西族的传统文化在其中也得到激活，譬如纳西古乐也在旅游开发中重新焕发了新的生命力。适度开发是可以激活传统、唤醒“地方性”的，只要把握好“度”——保持文化主体人的自尊。
李富强也认同这种看法，“对于‘适度的旅游’——其实我更愿意称之为‘可持续的民族文化旅游’，就是在发展族群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要维护文化‘真实性’。”对此，他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要有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态度，不要把维护文化“真实性”等同于保持文化的“原汁原味”，而与文化创新发展对立起来；二是掌握好文化开发与保护的平衡，要认识到有的文化可以在商品化中实现创新和转型，有的则可能在商品化中发生扭曲、变形，失去“灵魂”。
“关键是要倾听本土人的心声，尊重他们的能动性，外来力量要和本土社会、地方知识充分协商，谋取共赢互利。”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纳日碧力戈说。
此外，在记者采访中，不断有学者强调教育是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应该把文化传承纳入到规定的课堂教学中去，开设传统民俗文化基础课程，大学要承担起师资培训的任务。”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田兆元认为，国家要从制度上建立民俗、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保障。“应该不遗余力地推进大中小学民俗课程的开设，从国家文化战略发展的高度，推进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09月05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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