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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学术交流迈上新台阶
  作者:记者 张君荣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9-03 | 点击数:2330
 


  今年是中蒙建交65周年、《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修订并签署20周年,也是中蒙友好交流年,是对此前中蒙“文化周”、“文化月”形式的提升,也预示双边人文交流将更加密切。8月21—22日,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期间,双方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蒙关系走进新时代。

  中蒙山水相连,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逐渐升温,学术互动逐渐频繁,经贸往来更是保持合作共赢的传统。中蒙关系开启新时代,如何推动两国学术交流?新的外交理念为中蒙学术研究增添了哪些研究点?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领域学者。

  中蒙学术交流活动由来已久

  近年来,随着中蒙关系友好发展,两国之间学术研究不断增添新动力。内蒙古大学周边国家研究所所长图门其其格介绍,蒙古总人口290余万,每年有8000人左右在华留学。中蒙学术层面的交流和互动以蒙古学为中心;围绕蒙古学,语言、历史、文学、文化等多学科学者互访、田野调查等形式的交流活动由来已久。

  两国学术交流领域,有“热”也有“冷”。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潘玲介绍,蒙古考古学目前在中国考古界是“冷门”,学术著作、译著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尽管如此,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仍然克服困难,利用自身语言和地缘优势,投入人力、物力,近十年如一日,坚持在蒙古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但是,与欧美和日、韩等国相比,中国在蒙古的考古工作规模还很小,虽然中国考古界普遍认识到蒙古考古的重要性,但目前还主要处于以研究为主的阶段,对蒙古考古实际工作介入的程度还很不够。

  “蒙古是欧亚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欧亚草原考古早已成为国际性的考古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参与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国考古界加强对蒙古考古学的研究,对双方国家的考古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潘玲介绍,从历史文化分区来讲,蒙古与中国北方的东北地区、北方长城地带、西北地区接壤。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两地的考古遗存就有密切联系,而且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这种文化联系越来越密切。青铜时代的鹿石、北方系青铜器等遗存,在蒙古和中国北方及新疆地区均有发现。进入历史时期,中国北方与蒙古的文化联系更加密不可分,匈奴、突厥、契丹以及中国元朝时期蒙古的考古遗存均与中国北方的同类遗存是无法分割的整体,两者之间只有地域性的差别。

  潘玲认为:“中国学者了解蒙古考古学,一方面能够将北方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扩大研究视野,在国际性的综合研究领域找到应有的位置。另一方面,中国北方考古遗存的编年较蒙古的要详细精确,将中国北方考古材料与蒙古的相关领域材料做综合对比研究,能够使蒙古境内考古遗存的断代和文化属性的判断更准确。”

  蒙古掀起“汉语热”

  中蒙经贸合作,成为双边合作发展的“压舱石”。中蒙边界绵延4700余公里,两国在经贸往来方面守望相助。近年来,蒙古在“矿业立国”的理念下,与中国实现了合作共赢,中国是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国。图门其其格介绍:“当前中蒙经贸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度,近几年,尽管有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放缓、矿产资源价格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但双边年贸易额依然保持在60亿美元以上。”习近平主席在此次访蒙期间,更是提出了双边经贸合作的新愿景: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实现100亿美元的目标。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地缘、人文、经贸关系都有悠久历史传统。双边关系从睦邻友好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蒙关系发展的必然走向。”图门其其格说,语言是双边交流的基础。随着双方经贸互动愈加频繁,语言人才也将越来越受欢迎。

  我国的蒙古族与蒙古国的蒙古人虽然语言相通,但两国使用的文字却不同。蒙古国的西里尔蒙文使用斯拉夫字母(以下简称“新蒙文”),并借用了大量俄文和英文词汇;我国蒙古族使用的传统蒙文借用汉语词汇较多。潘玲说,“在中国考古界,目前特别缺乏既懂新蒙文又接受过专业考古学习的人才。”

  据图门其其格介绍,国内高校中,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可以教授新蒙文,但主要为外交部门培养人才,培养周期长,每个周期培养的人才数量也较少;自2011年起,内蒙古大学设立了专门学习新蒙文的本科专业,主要面向社会,旨在为未来两国民间友好往来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随着双方经贸往来愈加频繁,蒙古近年来也掀起了“汉语热”。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高飞说:“蒙古目前有60多所学校开设汉语课,每年有超过7000人接受不同程度的汉语教育。”

  图门其其格认为,今后,随着中蒙在矿产资源、基础设施和金融领域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各类语言和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培养力度也会加大、加快。

  中蒙关系成周边大外交研究重要方向

  “亲、诚、惠、容”是融合东方智慧的中国外交理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蒙古研究中心主任朴键一介绍,正是在“亲、诚、惠、容”理念下,中国在新近的周边外交实践中,发展出了“好邻居”、“一带一路”等具体外交概念,既通俗,又饱含了中国在周边外交中的诚意。

  朴键一说,习近平主席在7月初访问韩国时就强调了“好邻居”的外交理念,此次访蒙也表示“中蒙要做守望相助的好邻居”,是对“一带一路”中“陆上丝绸之路”含义的扩展。因此,这个理念并非简单的双边外交理念,应该将其放在更宽广的东北亚、周边大外交视野下去理解和实践。中蒙双边的全面战略伙伴合作,不仅仅是“好邻居”之间的合作,未来合作中,也需要综合考虑蒙古的“第三邻国”以及多边诉求;同样,在同蒙古的“第三邻国”交往过程中,也当如是。“要想得广一点,想得远一些。”

  高飞举例说,“无论是5月在上海举办的亚信峰会,还是即将在北京举办的APEC峰会,中国都积极帮助蒙古参加多边国际平台”,这阐明了中国在与邻国的交往中,愿意作为一个平台,让邻居“搭快车”、“搭便车”,支持邻国共同发展。

  学者发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尽管中国学者以往对蒙古的研究没有形成集中规模,但对相关领域的关注并没有间断,不少高校的学者也鼓励感兴趣的学生进行蒙古外交、中蒙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朴键一认为,未来国际关系领域的中蒙关系研究,将成为中国东北亚区域研究、周边大外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9日第640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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