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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作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新左派知识分子，霍尔的思想具有跨学科性、开放性、政治介入性等特征。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拉克劳的“接合”理论等，都是霍尔通过“运用”把它们镀亮的。
2月10日，英国新左派创始人之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伦敦逝世，享年82岁。英国《每日电讯报》官网评价霍尔称，“霍尔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创造了‘撒切尔主义’，深刻影响了新工党。”
事实上，霍尔不仅深刻影响了英国，更让世人得以全面地认识英国社会。霍尔是怎样的一个人?其思想如何在文化研究思潮中得以分辨、存留?日趋泛化的英国文化研究未来何去何从?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霍尔的学生、同事及专注于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者。
霍尔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
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d)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创办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由此诞生。中心创办时，霍尔便应邀加盟其中，并于1968年接替霍加特，成为该中心的第二任主任。在霍尔的率领下，文化研究的思路、方向等有了重大调整。《理解霍尔》一书的作者海龙·戴维斯(Helen Davis)曾说：“霍尔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向记者介绍，伯明翰学派指的是一系列迥异于传统文学批评的研究，这种研究更关注大众文化、青少年亚文化等，更多考虑性别、年龄、种族等文化政治因素，从而使文化研究与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德林告诉记者，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代：霍加特时代、霍尔时代和后霍尔时代。霍加特时代的文化研究受制于旧有的文学—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文化主义思想传统色彩;霍尔时代是不断理论化的时代，其间霍尔等人通过发行《文化研究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建立出版企业等措施，实现了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飞跃，完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形塑;后霍尔时代是文化研究群雄逐鹿的时代，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影响却不断扩散，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传播与文化研究教授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是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研究学者之一，他曾作为霍尔的首批学生之一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霍尔共事，并成为美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格罗斯伯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霍尔是我的老师、导师、知音、朋友。在过去的45年中，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我其实并不想将自己现在的所思所想铺陈成一篇文章公之于众，但美国主流媒体对霍尔离世的报道近乎空白，这又让我不得不提起笔。霍尔事业的每分每秒事实上都在为构建知识与政治间的关系作贡献，协作与对话、慷慨和谦卑是霍尔为后人留下的遗产。”
“我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
徐德林表示，作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新左派知识分子，霍尔的思想具有跨学科性、开放性、政治介入性等特征。美国学者丹尼斯·德沃金在《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将霍尔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56—1964年为第一阶段，其间霍尔深受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 P. 汤普森的影响;1964—1978年为第二阶段，其间霍尔吸收了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霸权思想，以及符号学理论;1979年以后为第三阶段，霍尔活跃于多个理论前沿。赵勇表示，霍尔“拿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使文化研究的范式有了两次重要转换。
霍尔曾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惠敏的访谈时特别提到：“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至于理论嘛，其实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我的朋友霍米·巴巴说他的工作就是生产理论，而我呢，则是运用理论。我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我把自己称作‘喜鹊’，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把什么东西都抓到自己的窝里。比如，从德里达那儿我就抓到了一件东西，就是如何去思考‘差异’。”对此，赵勇表示，霍尔几乎没有多少原创性的理论(或许编码/解码理论是个例外)，但他确实是个“运用”理论的大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拉克劳的“接合”(articulation)理论等，都是霍尔通过“运用”把它们镀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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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19日第561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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