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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在主要大中城市里，现代的丧葬模式得到了普遍接受，私营殡葬单位的介入虽使殡仪和墓葬业变得越来越市场化，但市场竞争也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但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城市中的丧葬制度仍然处于相当大的混乱之中。比如国营殡仪馆大多按照民国以来的追悼会模式设置，形成了所谓的“一三一模式”(念一遍悼词，三鞠躬，转一圈)，其粗糙与程式化已经饱受诟病。而在丧礼实践中，大多数人家不可能只满足于这样的模式。在城市规划比较宽松或接近农村的地区，人们尽可能在家中摆设灵堂，殡仪馆仅仅是“火葬场”，即火化尸体的地方。人们会在家中完成自己真正看重的装殓、守灵、吊唁、发引等仪节，最后时刻再到火葬场去处理尸体。那些在家中主持仪式者，都是亲友或单位中德高望重、知书达礼的前辈;但殡仪馆与公墓里主持追悼会、火化和下葬者，则被当作处理死人的陌生工人，虽然不得不向他们交钱，但人们不会尊重他们，不愿意把他们当作礼俗专家，更不愿意和他们有进一步的交往。这使得中国的殡葬业越来越成为尴尬而又充满暴利的行业。人们之所以慨叹“死不起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丧葬业开价太高，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在殡仪馆和墓园中感到温暖和尊重，不能通过他们的工作使死者安息、生者释怀。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帮助他们慎终追远的社会礼仪事业，而是像处理垃圾一样处理尸体的人体垃圾站。而近些年甚嚣尘上的所谓“骨灰抛洒”、“循环使用墓穴”等葬法，打着埋葬尸体的幌子，实行处理尸体、清理垃圾之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挫骨扬灰、死无葬身之地乃是针对十恶不赦者的极刑。现在，这种“极刑”竟然被堂而皇之地当作高价出售的埋葬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墓园的绿化再漂亮、墓型设计再精巧，人们看到的也只是残忍、冷漠和恐怖。
新式葬法往往是以生态环保的面貌出现的。虽说在墓园当中，每个人都只能享有两平方米的公墓用地，但材料都是大理石，上千年也不会颓坏。比如，北京已有两千万人口，到一百年后，就要多出两千万个新墓地，占用四千万平方米的用地，届时北京城将彻底变成一个被坟墓包围的城市。这正是现代殡葬业造成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又如此重视丧祭之礼，但我们今天并没有看到铺天盖地的坟墓。土坟虽然有坟头，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出了五世之后，血缘关系愈来愈疏远，上坟之人会越来越少，百年左右，不需要人为的平坟毁墓，很多坟头就会自然风化，慢慢平掉的;即使留下一些坟头，土坟总比大理石的坟头要环保得多。但在现代墓园当中，大理石的坟墓使人们不得不面临伦理和文化上的困境：究竟是强行把坟墓凿掉，还是让坟墓包围城市?在中国文化中，开坟掘墓可是要断子绝孙的。而那些所谓的“树葬”、“草坪葬”，其环保意义和土坟相似，却丧失了本来的文化意义，既让生者背上不孝子孙的骂名，又让死者遭受死无葬身之地的酷刑，怎么可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
四、现代丧礼的原则
所有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如何确立现代中国人的礼制生活。百年来，现代中国的丧葬改革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建立适应现代自由平等观念的礼节;二、确立现代国家的神圣性及新式国民关系;三、革除各种迷信因素;四、确立节俭文明的丧葬习俗;五、节省土地和保护环境;六、通过丧礼告慰死者，安顿生者，表达哀思之情，尤其是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情。最后一点相当重要，是古代丧礼根本的礼意，也是民国政府丧礼改革和毛泽东两篇重要文献中都一再强调的，可惜在今天的丧葬管理条例中却越来越淡化。
而前五个方面，从民国初年大多就已经成为人们思考的因素了。民国以来的丧葬改革，在强调平等和建立现代国家意识两个方面是成功的，但以“反对迷信”名义来改革丧礼，效果不佳不说，而且有过犹不及之嫌。首先，丧礼的基本态度是“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孔子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对于去世的亲人，如果真的忍心认为他已经彻底不存在了，是不仁，所以丧礼中的很多安排，都是假定他的灵魂仍然存在于某处;但如果真的相信他的灵魂还存在，那就是不智。丧礼的安排，就是要在仁智之间寻求一个微妙的平衡。以事死如事生的态度对待父母的灵魂、木主、画像，或别的什么替代符号，这是对他们在世时孝敬之情的一种延续，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负责。丧礼中的很多用具，包括僧道仪式，起到的正是这种作用。像现代丧礼和追悼会中不断使用的“永垂不朽”、“英灵不昧”等说法，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相信那些英灵真的会永远存在于某个地方，它们起到的作用，和传统丧礼中的那些“迷信”并不矛盾。其次，从现代的角度看，无论是民初的科学主义和反宗教风潮，还是建国之后消灭迷信甚至“文革”时波及宗教的举措，结果都南辕北辙。特别是在宗教多元化的今天，只要它本身合法，相信其丧礼形式不会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危害，我们更没有理由以打击迷信的名义来反对各个宗教传统中的丧礼。
又如“确立节俭文明的丧葬习俗”，其实就是传统经典当中反复强调的内容。儒家虽然重视丧礼，但并不认为应该无原则地铺张浪费。明清之际，对于民间流行的大操大办，甚至娱尸的现象，儒家士大夫有过非常激烈的批评。孔子站在保持礼意的层面提倡“丧，与其易也宁戚”，和他所谓“礼，与其奢也宁俭”并不矛盾。称家之有无，以尽爱敬之情，原则上提倡节俭办丧事，但不能为节俭而节俭，甚至取消掉丧礼最核心的意义，那就是墨家的态度了。节省土地和环保，应该认真对待，但不能因此而损害丧礼的本来意义。所有这些都必须服务于最根本的原则，即以丧礼来安顿人们的精神生活。如果我们总是纠缠于前五个方面，而不考虑丧礼的实质礼意，就会把这些礼意挤压掉，甚至最终变得一点不剩。结果，每到丧事之时，人们不再考虑如何告慰死者，如何节文人情，而是考虑怎样避免最不体面的办法，考虑怎样还可能留得一点葬身之地;而殡葬单位所考虑的，却又是怎样使人们尽可能火化，怎样使丧事不影响公共秩序和城市交通，怎样按照规定购买墓地继而将来销毁墓地，等等。存在关注点如此严重不同的鸿沟，怎么可能有益于社会、提升人们精神生活?丧葬事业，变成处理尸体的人体垃圾场，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当年，民国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制礼作乐，而没有建立真正强大有力的国家、发展最基本的经济生活，显然不合时宜。而今，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早已在中国大地上矗立，而且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也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但人们的精神状况却处在极其混乱的状态，早就到了考虑精神生活和价值归属的时候了。在这样的时代，还忙于强迫火葬、推广追悼会，不仅不会像当初那样确立国家的神圣性，反而会侵蚀已经确立的神圣性。使每一个逝者安宁地躺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之下，使每一个生者最自然地在这块土地上表达他的喜怒哀乐，使中国文化最看重的人情自然得到丰厚的滋养，使每个家庭养生送死没有遗憾，人们能以最健康的心态爱敬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所属的团体、他热爱的国家，“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也许就能得到真正实现了。
（载于《读书》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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