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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重庆]“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作者:吴重庆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2-05 | 点击数:10020
 

  四、乡土社会资源与“同乡同业”经济的相互激活

  有道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个依靠熟人社会及亲缘关系圈的帮助而自主创业的孙村“打金”人,也必须对这个熟人社会及亲缘关系圈的节庆参与及人情往来投入时间和金钱,这既是回报,也是其在孙村的乡土社会里作为一个成员的自我确证与他人认同,更是为了其自身的进一步创业而不断累积社会资本的必要投入。对缺乏社会资本的底层人民来说,已然形成的乡土社会网络几乎是他们唯一可动用的“社会资本”,理性驱使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唾手可得的关系网络。

  如今,孙村的年轻男子十有八九是离家出外从事“打金”业的,但与一般进厂打工的人不同,“打金”的孙村人其实随时都与村里保持各种渠道的密切联系。

  首先是“打金”的日常业务联系。都会城镇不过是孙村“打金”业的卖场和客源所在,此外,其他所有的生产要素几乎都从孙村流出,每天五六部大客车穿梭于孙村与全国各大城市现象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

  其次是亲缘关系圈情感沟通。每逢孙村重大节庆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自家或者亲缘关系圈家庭的婚丧嫁娶寿庆满月,他们总是不惜时间及花费,不远千百里返乡或设宴或赴宴或二者兼有。如有“谢恩”或“拜忏”仪式举行13,也必特地回家虔诚跪拜跟香。这种貌似非理性的人情消费,实为一种生产性的开支,因为孙村“打金”人的业务往来及社会交往一直是以本土的熟人社会及亲缘关系圈为主,作为“打金”业中心的孙村是累积他们的社会资本的不二场域。

  再者是成功取向的在地化。孙村既是“打金”人的家乡,也是他们在外创业的重要基地。与一般的经商人士不同,孙村“打金”人最为看重的是回到村里展示创业成功,他们赚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盖新房,所谓“方便别人称呼”,意思是新房矗立在村表明他任何时候都是孙村的一分子。有个年轻人不是先回孙村盖新房,而是先到莆田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结果颇受非议,舆论压力之下还是于次年回孙村另择宅基地。今天,三至六层的新楼房已遍布孙村,在他们竞相夸富的背后,其实是对乡土社会的内向认同,此大不同于“外向型村庄”的行为逻辑。14

  最后是对熟人社会成员身份的积极认同。孙村是沿海偏乡,既无族谱亦无祠堂,只有一座小规模的社庙永进社。自上世纪80年代“打金”业兴起之后,永进社供奉的主神杨公太师每年正月十一元宵(孙村一带,各村元宵日期不一)出游及农历四月二十六和九月二十六的神诞就日益热闹,杨公太师的灵力及主持社庙事务的乡老的号召力也随之看涨。原因是“打金”人越来越积极参与孙村的重大节庆,他们既看重本土神明的护佑,也想借机尽到他作为孙村人的职责。杨公太师元宵出游时,每家每户都会给“压岁钱”,初期是一二十元不等,如今已自发提升至上千元。神明的“压岁钱”其实就是孙村的公益基金,乡老将这笔钱用于社庙修缮、香火、节庆社庙筵席、神诞会演莆仙戏等。乡老往往在元宵期间提出本年度的一些公益项目(如铺路、修桥、办学、成立老人协会等)并提议大家赞助,大多认捐热烈。而神诞会演,“打金”人也必回家大摆宴席大宴宾客,说是“给神明做热闹”,其实与参与孙村公益一样,都是为了寻求熟人社会的身份认同。

  施坚雅根据“中地系统”(central place system)研究中国乡村的市场体系,认为由于存在“距离成本”(distance costs),市集往往位于等边六角形中心。15如果从“中地系统”及“距离成本”的角度看,似乎很难理解偏于东南沿海一隅的“界外”孙村为什么会成为“打金”业各种生产要素的集结地与流转地,而处于更为核心地理位置的城市反而成了孙村的次级市场。但我们不能像经济地理学家那样单从“距离成本”的角度考虑问题。事实上,施坚雅本人并非经济地理学家而首先是一个人类学家,虽然其“中地系统”揭示的中国市场体系与经济地理学家建构的普遍模式相比并无不同之处。作为人类学家的施坚雅,他强调的是市场体系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意义,空间经济体系也是一个社会文化体系。16如果既看到孙村是一个“打金”业各种生产要素的集结地与流转地,又看到它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既看到经济活动的“距离成本”,又看到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既看到各种生产要素集结与流转的过程,又看到各种社会及文化的要素的集结与流转以及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那么就可以理解孙村何以维持其在成千上万的“打金”者心中的中心地位。

  费孝通先生曾经以“离土不离乡”来概括“苏南模式”,也曾以“离土又离乡”来概括“温州模式”。17在费先生那里,“离土不离乡”指的是苏南的乡镇企业,“离土又离乡”指的是温州数十万勇闯全国市场的小商品推销员。“土”指依赖土地的农业,“乡”指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家乡。孙村的“同乡同业”经济肯定是“离土”的,也肯定不是“离乡”的。但说它“不离乡”,又并非指其在地办乡镇企业。在此,似乎很难以费孝通先生意义上的“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来概括孙村的“同乡同业”经济。如果一定需要借用费孝通先生“离土不离乡”的说法,则应该把“乡”的含义扩大,“乡”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社会空间意义上的,那么,孙村“离土”在外的“打金”人其实从来就没有脱离过社会空间意义上的“乡”。

  且不说孙村“打金”人出于业务、亲缘情感沟通、社区身份认同的需要,积极地往返于城市与家乡之间。就是他们在都会城镇从业的过程中,他们也是紧紧依托家族网络、乡土社会网络形成经济活动的纽带,创造出有别于今天流行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这一经济形态就是社会网络与经济网络的相互嵌入。其经济活动不仅与乡土社会网络相互依托,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还相互激活,使传统、乡土、家族这些有可能被认为是过去式的遗存,在孙村所在的“界外”却呈现活态,其不仅渗透于人伦日用,还贯彻于经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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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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