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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变迁没有明确的界限，当我们看到某种巨变的时候，那已经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未雨绸缪。”[⑨] 必须承认，任何一种文化遗产都有自己存在发展和衰败的过程。文化遗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在稳态的内容和形式中，总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动，是在变动中的稳定。从文化遗产的分类来看，物质文化遗产主要表现在形貌因为时间的剥蚀而发生损毁、老化，所以对待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上通行的方法就是修旧如旧，整旧如旧。尽可能在保持历史原貌的情况下，延长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在和现代化城市建设规划发生冲突时，以文物保护为主，城市建筑服从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所以，一条地铁线路可以为了一座古建筑而饶行，这几乎成为文明的象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则是：记忆和技艺存活于传承人，所以抢救和保护非遗首先是保护传承人。时间对传承人的冲击造成的变与不变主要表现为：一、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形式仍旧顽强的保留着，但因为不适合当前的社会发展因而生存艰难。艺人年龄偏大，缺少年轻的继承者。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处于变动的边缘地带。处于人亡艺亡的危险处境。二、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形式表面上没有很大变化，但为了配合市场或者为了生计需要，传承人已经大胆地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必要的加工和改造，和过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系，但已经不是原初的技术和记忆。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走到了改变的行列，需要仔细甄别，帮助传承人恢复最初的遗产样态，鼓励和支持传承人对传统技术和记忆进行复制，对适合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审慎进行开发利用，保留原始工艺，保持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不适合走市场的需要国家统一管理和支持。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在开发中被充分利用，和原来的当地的文化关系不大，纯粹是机器化大生产的结果。只能被看作民间工艺品而不是文化遗产。这时需要专家指导，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名：哪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哪些是现代创新产品。把两者分开有助于对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更有利的保护，否则鱼龙混杂以讹传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含义容易被百姓误解甚至泛化。
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稳态维持和逐渐变动中生存着，对待不同的对象，保护者和研究者应该科学介入。对待变化不能忽视，需要在引导中尽可能减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失。“村落庙会等之所以‘复兴’，绝非仅是旧的事物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或起着与社会进步反方向的作用，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社会变革时期，由于存在着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空前活跃的互动局面，才刺激民间利用它们发出自己的声音。”[⑩] 刘铁梁教授发现了庙会在当今社会“复兴”的问题所在具有典型意义。这个例子同样可以用来佐证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的变与不变，回答稳态维持和变动发展中的非物质文化的现状。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让民间信仰似乎找不到凭附，过去的年俗也在社区化城市化中消失。是不是就此意味着过去古老的传统就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呢?庙会的复兴在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民众仍就能找到文化遗产存在的价值，那么文化遗产就可以仍旧延续其生命。在喧嚣而浮躁的时代，民间信仰作为人类心灵的治疗开始复苏;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催发了城市人对过去乡村记忆的回顾;作为欲望无法停靠的城市，需要过去的记忆和传统的文化进行抚慰，需要在现代化的城市中存留人们足以敬畏的生活历史。同时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民众需要依靠一种精神的力量完成生活角色的转化、适应生活的变化。从乡村到城市，从农家院落到单元高楼，民众内心世界的变化需要过渡。每一个人都不是单纯的空间个体，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过去时代的影子，而过去时代的影响常常借助文化遗产的方式发生作用。都市或者乡村中的庙会文化将一个集中过去记忆、交流融洽人类情感、展示民间绝活绝技的空间再次复现，这是民众对文化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我们的城市在变化，人类的文明在不断通过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得到体现，但人类的灵魂精神家园也需要不断地经营。因为人类不同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他们是文化动物，文化是有情感的，是有温度和历史的，是带有精神品质的。人类越发展越需要不同的文化，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正是人类所必须保持的。
当然，保持文化多元和多样性的关键是，保护保存好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让人类更好地继承和享受过去的文化成果，同时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所以，创造新生活不是以毁灭文化遗产为代价的。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人类就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心存敬畏之心。
当前的“文化寻根”是全球化趋势下，一种反叛现代性的普遍反应。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文化寻根的积极表现。文化遗产保护和现代性发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现代社会的观念更新和创造意识让物质极大丰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向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投入更多的物质支持十分必要。在百姓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意识到我们正在拆迁和改造的城市或者农村文化遗产的家底，弄清哪些是需要大力抢救和保护的，在整体性的科学规划中让遗产获得更好的保存。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提高与文化遗产保护不相悖。我们希望看到，在未来的现代农村和现代城市里，那些经过整体保护而存续的人间国宝，那些活的珍宝仍旧活态地流传在中国大地。因为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专家商人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民间文化、文化遗产活态存留期间的重要性，他们仍旧能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未来人类生活空间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本文发表于2013年第4期《东岳论丛》
[①] 此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项目号： 11&ZD064)支持。
[②] 刘晓静(1964-)泰山学者，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马知遥(1971-)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文化遗产中心主任，文学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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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韩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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