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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上海市文明办、嘉定区委区政府、文汇报共同主办，嘉定区文明办和上海市礼仪协会承办的“礼乐文明与城市化”学术讨论会日前在上海嘉定举行。本次会议是在实现中国梦与推进城市化的背景下，为继承弘扬中华礼乐文明的优秀遗产，努力发掘其现代价值，以提升市民素质，创建文明城市而组织举办的。本报特编发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礼是中国文化之心
彭林
东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两大文明，两者的关键特征究竟何在?梁启超先生说：“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将东西文化归结为“礼”与“法”二字，反映了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把握。
以礼兴邦治国理念，肇端于三千多年前的周公制礼作乐，其后经过孔子及其弟子的阐发与弘扬，形成了独到的层次结构与完善的理论体系，因而深入人心。从司马迁、欧阳修、二程到司马光，从朱熹，到顾炎武、曾国藩、梁启超，无不认同于此。所以，钱穆先生赞扬梁先生此语“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数十年后，钱先生会见美国耶鲁大学邓尔麟教授时又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其核心思想就是礼。”
东西文化的不同，有深刻的学理上的原因。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有一个万能的、无处不在的上帝。人性本恶，人有原罪，所以，人的灵魂要交给上帝管理。在西方文化里，人的灵魂与肉体是分离的。中国文化中没有救世主，人是万物的灵长，人性本善，魂与魄一体，都要靠自己来管理，这就需要道德理性的指引。
礼是依据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规范，《礼记》说：“礼者，理也。”道德理性无处不在，礼也无处不在，它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理性的国家制度称为礼制，反之就是“礼崩乐坏”。儒家把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政治理想，权威的论述见诸《礼记》的《礼运》篇。人与自然相处，需秉持共存共荣的理念。《礼记·月令》规定，春天不能掏鸟窝，不捕捉怀孕的母兽，不砍伐幼树等，极为详到，这在中国也属于礼的范畴。与人相处或是独处，更是一步也离不开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藉由礼乐才能步步成为现实，而不会流于清谈空论。历朝历代的移风易俗，无不藉由礼乐教化来步步推动。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居住方式已迥异于古代。传统的礼乐是否还有价值?答案是肯定的。
社会进步的基本命题是人的进步，无论科技与经济如何发展，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的行为与思维不可避免地残留着动物的野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人依然属于“半人”。只有心灵到言行，彻底完成了从野性到理性的转变，成为高尚的人、大写的人，即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类的进化才算是完成了。
礼乐文化，正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礼记》说：“礼，外也。”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乐，内也”，乐可以和谐人的内在心性。礼乐双修，就是内外兼善，正可以使人们日显君子风范，进而成圣成贤。
“礼者，天地之序也”，礼是合理的秩序，是消除公共生活无序状态的不二法门。越是快节奏、高效率，越需要有序，越是要讲礼，马路上开车，越讲礼让速度越快;反之，人人争先恐后，就越没有效率。
“礼者，敬而已矣。”待人以诚，处事以敬，懂得使用敬语，说话温文尔雅，恰到好处地使用肢体语言的人，最容易被他人所接受。这样做的人越多，社会就越温馨，民族的文明形象也就树立得越快。
“礼缘情而作”，礼能够将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导达到“发而皆中节”，也就是无过无不及的境地，从而可以将各种“激情犯罪”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
“致乐以和心”，当代社会的一大流弊是人心浮躁，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德音雅乐，不仅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使人日趋高雅，而且对治理狂躁、消沉、无聊等心理疾病有积极作用。
中国人通过礼乐教化来实现道德理想的观念，合理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故正在被某些欧洲的有识之士所认识，他们惊叹中国礼乐文化的高明与精深!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构建新型礼乐文明
姜义华
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信息化、世界化等构成的现代化，造就着现代契约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现代城市文明、现代技术文明、现代信息文明，以及现代世界联系，它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比较充裕的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它也常常将人引向新的异化。
如市场化，带来物流、资金流、人流、知识流的解放，但同时又常常会使人与人之间用契约关系、货币关系、利益交换关系取代了原先的自然联系、情感联系，以及因相同价值观、相同意志、相同文化追求形成的多重社会联系。
工业化，带来劳动解放，但同时又使人的生存与成长等全部活动，越来越受制于外在于人自身的经济与政治乃至社会力量。工业化不断追求高度发展，会纵容、鼓励和引导人们追逐利益最大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与利欲不断膨胀相联系的，是物欲的不断膨胀，义与利严重失衡，道与欲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化趋向亦因此难以遏制。
城市化，人口、资金、人才、知识、信息、生产力、消费都高度集中，创造了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但这一切常常又同时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传统的联系纽带，使人在巨大的城市中，反而过于个人化、孤独化，对于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更导致纵欲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泛滥，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知识化，提高了人们的素养，同时又使人们为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所支配，丧失人文主义、理想信念和终极价值的追求。
信息化，使互相全面依赖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但同时又会使人与人的交往虚拟化，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为工具理性所支配。
世界化，使人们有机会享用全世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成果，但也可能使人们完全为外部力量所主宰，而彻底丧失自我，如此等等。
怎样应对这一严峻的历史性的挑战?最重要的自然就是确立和我们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全新的价值体系，弘扬人文精神，极大地加强全社会的道德建设。
为了使全新的价值体系、人文精神和全社会的道德建设真正落到实处，变成人们普遍的、自觉的行动规范、行为准则，就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以德治为体，以礼治为用，以法治为辅，以刑治为末的优秀传统，充分重视并全面构建合乎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而又极具当今时代精神的新型礼乐文明。
在现代化建设中已经走在全国前列的上海，在构建既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而又极具当今时代精神的新型礼乐文明方面，责无旁贷地应当组织有关各方面力量，群策群力，通力合作，先行先试。
要对现今民众中礼仪的实际认真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要对中国礼乐文明的传统认真进行梳理和总结，要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和再创造，为构建新型礼乐文明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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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和讯-文汇报 2013年10月17日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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