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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锡诚(中国文联研究员)
钟敬文先生虽然不是我的本师，却是我所崇敬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他骨子里有一种诗人的气质和想象。他曾对我说：“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就刻上‘诗人钟敬文’!”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几株黄落及霜天，触履沙沙一恍然。舍得将身作泥土，春风酬尔绿荫圆。”他的“舍得将身作泥土”的献身精神，始终鼓舞和激励着我。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北大读书时，我学的专业是俄罗斯——苏联文学，但我的毕业论文做的却是民间文学。所以，我当学生时就读过钟敬文先生的不少著作和文章，应该说对他的生平创作已经有了大致了解。头一次见到他，却是1957年11月批判他的会上，那是我刚分配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两个月后。其实，我真正认识钟先生并与他有私人之间的过往和交谊，却是在“文革”结束之后。那时，我在《文艺报》编辑部工作，担任恢复文联各协会领导小组的组长林默涵、副组长张光年和冯牧等，都是我的领导，举凡讨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方案的会议，总是叫我去参加，钟先生是恢复民研会筹备组成员之一，还因为我的老伴马昌仪在文学研究所民族民间文学组供职，钟敬文的生平和学问是她当时选定的一个研究题目，曾写成一篇长文《求索篇——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道路》，因此与钟敬文和陈秋帆先生过从甚密，我也就很自然地与钟先生多了一些接触和讨教的机会。后来，我在他荣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时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前后长达7年之久，钟先生对我有很多帮助和教诲。在我去职之后的岁月里，我和钟先生之间的莫逆之交，一直持续到他离世。我与钟先生交往中的许多往事，特别是他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如今还历历如在目前。
1983年3月20日，是钟敬文先生80岁生日。在此之前，我作为《文艺报》的编辑，去他的住处北师大小红楼向他约稿，他把刚刚写好的《民间文学谈薮》的序言给了我。我编好后，另拟了一个题目《民间文艺学生涯60年》，发在《文艺报》上。同时，我给胡乔木和周扬两位文艺界领导人分别写了内容相同的信，告诉他们今年是党外左派人士钟敬文先生80寿辰，建议他们给钟先生写封信表示祝贺。周扬很快给他写了“成绩卓著，众所共仰”八个字的信。此前，兼任着民研会主席的周扬，正对民研会内部的混乱情况烦恼不已，曾于1982年12月14日在他家里召集中国文联党组的副书记赵寻和延泽民，民研会的副主席钟敬文、马学良，以及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王平凡等人，开民研会主席团特别扩大会议，研究解决民研会领导人的方案。正是在这次特别会议上，任命了以延泽民同志为组长的民研会临时领导小组，我也被提名为成员之一。到1983年秋，周扬和文联党组决定把我调去民研会主持工作。
这一年，大力倡导思想解放运动的周扬同志，因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而遭到猛烈批判和攻击后，于11月6日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作为民研会主席的他，在秘书搀扶下，于12月8日带病来到崇文门向阳招待所(现崇文门饭店)民研会二届二次理事会的会场讲话，当众与钟先生有一段对话——
周扬：我不知道我们攻读民间文学博士学位的有多少人。
钟敬文：我们现在还没有招，教育部授权我培养博士研究生，但我考虑到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没有招。
周扬：我认为应该招收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这倒不是为了名誉。按照民间文学的财富，是应该也可以产生博士的。关键是我们的重视和培养，博士学位可以反映学科的水平、研究的成果，也反映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
钟敬文：外国人研究我们的东西，得到博士学位的很多。
周扬和钟敬文的这段对话，成为促进我国开始培养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的先声。
民研会要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换届。我被中宣部干部局老局长召去商量人选，并告诉我，有人把干部部门拟定的钟先生的名字勾到了后面去，使林默涵同志很是生气。我想，既然组织上给了我这个权力，我就毅然地把钟先生的名字改回到了第一位人选。我的意见最终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和认可。在钟先生领导下，与他共事的年月里，我们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个重大的民间文学工程。为了避免无谓的纷争和掣肘，顺利推动工作的进行，我提名由周巍峙部长和钟敬文先生担任常务副总主编。在长达25年的调查和编纂过程中，钟先生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并论证了建设“民间文艺学”的命题，20世纪80年代又提出和论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命题。他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建设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前进的基础。
(本文系作者在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本刊有删减)
文章来源：中国文艺网-中国文艺报 2013年07月12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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