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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中国文学史还有可挖掘的新课题
近日，上海大学文学院举行了“叙事与抒情：中国文学表现传统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江西、江苏及上海本埠的五十多位学者会聚一堂，围绕上海大学终身教授董乃斌先生主编的新著《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展开了深度讨论。研讨会以中国文学表现传统中的叙事与抒情为主要议题，着眼于文学史研究的深化演进，既有宏大理论的考察，又有精微例证的阐释。与会学者多为当前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翘楚，他们以自身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在很多方面充分体现了学科的前沿性和开拓性。
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的意义
与西方的叙事文学传统相比，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文学的主流被归纳为抒情传统。在中国文学表现传统的探讨上，与抒情并列的叙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或误解。而董乃斌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一书着力发掘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得到与会学者高度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胡明研究员指出，叙事是文学的一个基本命题，然而人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内在运作、文学史本身的机制等问题，尚缺乏认真的研究；长期以来，诗词是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研究对象，谈诗学又以抒情传统为主；如今董乃斌教授提出与抒情传统并列的叙事传统，意义重大。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陈伯海先生指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从纵横两方面论述了叙事传统——从纵的角度看，叙事传统发源甚早，贯穿始终；从横的角度看，叙事传统渗透于各种文体。由于涉及面很广，论证深入可信，因此该著对两大传统的构建是可以成立的，并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指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是首次以团队方式对海外四十年来的重要论述作出回应的成果，具有国际视野和重大理论突破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指出，董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重新审视长期被遮蔽的学术问题，十分可贵。江西师范大学傅修延教授指出，董教授既是文学史研究专家，又曾参与文艺新学科建设，因此视野开阔。中国文学史还有不少可供深入挖掘的新问题、新线索，如纬书对文学虚构的作用，散文与韵文的交错现象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叙事与抒情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很大兴趣，成为研讨会的讨论热点。陈伯海先生指出，即便是在诗歌中，事的作用也很复杂——其可以是“事由”，还可以是“事态的展开”，诗歌的意象颇为复杂，绝非情、景二端，还包含事、理要素。复旦大学黄霖教授指出，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言”与“事”的问题，在书面文学中，叙事应早于抒情而出现，《诗》、《骚》及相关评论文字出现后，抒情传统才逐渐树立起来，并逐步导致了叙事不太受重视、叙事文学的地位不高的局面，因此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为何分别被重视与忽视、叙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何长期处于那样一种地位，都值得探讨。黄霖教授提到，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就文类问题给出过一个“辞命、议论、叙事、诗赋”的四分法，其中叙事与议论专门列出，这对考察传统文学观中的叙事很有参考价值。孙逊教授认为，言志与缘情、再现与表现、抒情与叙事，忽略任何一面，都容易失之片面。比如汉字，从造字看，大多数汉字表现为叙事性的，但发展到后世的书法艺术，尤其以狂草来说，却又是抒情占据了主导地位。
胡明提出，抒情、叙事这种二元划分，对文学传统构成的概括未必全面，中国文学传统还包括着“理”的层面，文学史研究还面临着如何处理明理、载道传统的问题，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文学史关注的视野。北京语言大学韩经太教授谈到，古代“情事”与今天“事情”这两个词汇，是否说明情、事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值得研究；哲学界有“情本体”之说，文学界的抒情传统说与之相关，如今提出叙事传统，也就要求研究者对内在生命结构有所认识，对“表现—再现”的二分法以及叙事与抒情的关系有所反思。他认为，文学叙事传统与叙事文学传统不是一个概念，与西方文学史的再现传统有别，中国文学呈现为一种表现传统；关于文学史特征的研究，过去过于概括，其实还需要具体形态的描述——特别是在方法论上，究竟是采用万法归一的论述，还是实事求是地还原相对丰富的事实形态，是值得思考的。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认为，打通文学史的研究颇为重要。他指出，依据年代、流派、文体、作家等细分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可以造就专家，但会有“各照隅隙、鲜观歧路”的弊病；而如果从源头梳理问题，无疑会使得论证更加有力。
突破西方叙事理论的局限
与会学者认为，应当突破局限于叙事文类中的西方叙事理论，通过体悟文学史，概括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术语，寻求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的理论建构。
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指出，朱东润先生曾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加以考察，著有《八代传叙文述论》一书，在比较了西方传记文学与中国古代传叙文之后，朱先生曾有为何中国中古时期未能产生成熟的人物传叙文学的疑问。今天看来，这可能与受传统史学影响的叙事文学创作过于强调价值评判而未完全追究事实真相有关。胡晓明教授认为，当初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提出，本就是为了便于和海外文学研究进行对话，因此今天我们提出叙事传统，也有必要回归当初的语境；中国文学、哲学都存在二元的并列、互动，这是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机制。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指出，从整体上看，中国文学史中的叙事因素是逐渐增大的，怎样从文化史的宏大角度审视叙事传统，是值得思索的。在研究中，我们应当敢于从事一种与解释性工作相对的建构性工作。
中国文学特色何在？
与会学者在高度评价《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的同时，对由此触及的尚未引起广泛探索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胡晓明教授指出，对于文学传统中叙事与抒情二元对立的提法，仍未突破“五四”以来惯常的文学观。我们是否还应思考，我国文学的特色到底何在——是否有一个高于二元对立的概念，是否能够以更大的问题意识，超越“叙事—抒情”传统的提法，甚至藉此突破“五四”时代文学观，构建有建设性的中国文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思索，对今后相关研究无疑会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陈尚君教授指出，叙事文学中的文与史、求真与求善、实录与褒贬等问题应予重视。他结合《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中论述《史通》以及《新唐书》列传的相关章节，认为唐代刘知几从史学立场出发要求区分文史、修史求真的观点，在宋以后未占主导，反倒是欧阳修等人强调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的观点占据上风。由于史学家讨论的立场与文学家不尽相同，因此对于刘知几相关论述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评判应注意区别对待。（作者：上海大学文学院 潘鸣）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 2013-2-28 第1351期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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