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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贝叶文化”的研究代不乏人，近年已有专书专论出版。综观研究所及，史论俱佳，但略嫌细碎；评价公允，但疏于定位。时人对博大精深的“贝叶文化”，还等待着一种框架性的描述和恰如其份的定位，这便是“十论贝叶文化”的归旨。
关键词：傣泰民族；贝叶文化；中华主流文化；内聚力与互聚力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88X（2000）05－0036－03
“贝叶文化”是指云南傣族保存的传统文化。广义地说，是指一切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傣泰民族所保存的传统文化。
一千多年以来，傣族先民用铁笔将文字刻写在贝叶之上，形成了浩瀚的贝叶典籍，创造了博大精深的“贝叶文化”。直到今天，傣族人民还在识读、运用并继续刻制这种“贝叶文化”。
贝叶树是一种热带植物，在印度称为“贝多罗”树，梵语发音为Pattra，古代印度人多用以刻写佛经，故称佛经为“贝叶经”或“梵经”。这一传统为傣族人民继承并加以发展，不仅以贝叶刻写佛经，还以贝叶刻写了大量的世俗文字，从而使丰富的贝叶典籍变成为傣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形成为中华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地方性民族文化。
在云南，“毕摩文化”家喻户晓，“东巴文化”如日中天。两种文化的开发极大地推动了云南文化旅游大省的建设。但有两种文化的开发相对滞后。一种是“香格里拉”藏族文化，它的无限深厚的内涵还飘渺于高山雪域之中；一种是西双版纳“贝叶文化”，它的无比神秘的面容还隐藏于热带丛林之中。这两种文化一旦深入开发，必将进一步推动云南文化旅游大省的建设。
“贝叶文化”的研究代不乏人，近年已有专书专论出版。综观研究所及，史论俱佳，但略嫌细碎；评价公允，但疏于定位。时人对博大精深的“贝叶文化”，还等待着一种框架性的描述和恰如其份的定位，这便是本文“十论贝叶文化”的归旨。
一、“贝叶文化”是一种“跨国文化”，是一种突破行政区划的地域文化
恩格斯曾经指出：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空间，从来不与行政区划相等同；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圈”概念，也是从来高出于行政区划之上。“贝叶文化”的覆盖面实际上大于西双版纳、德宏以及云南所有傣壮民族地区，而推及整个东南亚及南亚次大陆地区，几乎有上亿的人还在传承和使用这种文化。仅此而言，“贝叶文化”的体量就在云南各种内储式的小区域文化之上。深入研究“贝叶文化”，对于整个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贝叶文化”是一种“中华主流文化”，是一种中华文化总体结构中不可剔除的区域文化
中华大一统文化由北方草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三部分整合而成。先秦以上的长江流域，居住着“百越”族群，越王勾践问鼎中原，对峙群雄，开创了“百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全面整合的大格局，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坚实基础。秦汉以后，长江流域以南百越族群自东而西次第汉化，唯西南百越族群幸存，以傣壮民族为主体的百越后裔，传承了当年的百越文化，所创造的“贝叶文化”，其核心部分全部是当年百越文化的真传，因此不当视作“化外文化”，而当视作“中华主流文化”。在建设云南旅游文化大省中，忘掉了这一主流文化，那将是一种遗憾。
三、“贝叶文化”是一种“功能文化”，是一种全民性的应用文化，是一种活着的教育文化
它并不是一种史前遗存的“活化石”，也不是一种考古性质的“文物”。世俗性、普及性和全民性是它的最基本特征。它不象“巫师文化”那样由少数祭师掌握并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发挥作用；也不象“谱牒文化”那样局限于家支和宗族并在特定的社会组织隐性传承。它是在全民范围内由家庭、社会和寺庙各个层面综合传习和传承，几乎是历史形态的“国民教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它不仅仅是一种“研究对象”和“保护对象”，它还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
四、“贝叶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是一种与热带亚热带生态相互表里的文化
它植根于热带和亚热带莽莽丛林，植根于热区生态，并由热区生态赋与了它的“文化个性”。人们常常把它称为“水的文化”，就如河湟山原为氐羌民族塑造了“火的文化”。这种“水的文化”至少由水、热、绿三种要素组成，保护了这种“水的文化”即“贝叶文化”，也就必然地保护了由水热绿组成的热区生态。现在的人们已经发出“杞人之忧”：西双版纳的生态情况如何？上百万亩的原始森林那里去了？德宏的生态情况又是如何？成片的大青树林是否保存？失去了这样的“热区生态”，贝叶文化是否还能长期保留并发扬光大？景洪的现状是让人焦心的：村寨的上方布满了橡胶林，村寨的下方是一望无际的飞机场和连绵延伸的开发区，也许若干年以后，作为生态文化的“贝叶文化”会在某一个角落偷偷饮泣！
五、“贝叶文化”是一种“农耕稻作文化”，是一种“中华农业的主流文化”
中华民族以农立国，农业文化源远流长，形态特异。以我国的水田稻作文化而言，起初有江南模式，那是在水网泽地上耕作，“象耕鸟耘”，遂有著名的“鸟田之利”，后来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遂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这一稻作模式后来遍及半个中国，甚至覆盖了黄河下游部分地区，遂有西周著名的“井田制”。这是秦汉前后我国水稻耕作的主流模式。其后派生出云南模式，那是以傣壮民族为主体，在多山的沟箐和分割的小块平地上耕作。唐代尚有“象耕”之说，近人从中解开了西周“井田”之谜。这一模式由西双版纳傣族完整保留，西双版纳遂成为我国“水稻农业历史博物馆”，成为我国“百越文化基因库”，成为我国“贝叶文化保留地”，成为解开“亚细亚形态”之谜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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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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