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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耒《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22）］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斑。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23）］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24）］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灞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邳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关羽听后，沉吟半响，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邳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濂、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丕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27）］
三、明清时期的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普及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繇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邳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羁縻蒙古之说。［（26）］《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拾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屺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27）］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钜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28）］章学诚也指出：《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29）］正因为如此，清人感叹道：“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30）］。至《演义》对平民百姓的影响，清王侃云：“《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31）］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32）］。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廛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33）］
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34）］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千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35）］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祗，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36）］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敕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37）］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38）］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敕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官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39）］凡“国有大灾则祭告”。［（40）］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敕封。［（41）］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64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42）］顺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43）］从雍正到乾隆年间，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44）］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45）］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祀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崇，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46）］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祀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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