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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及其处理方式是民俗学学科目录设置与修订工作的焦点问题，所引起讨论最多，争议最激烈，解决起来也最棘手。这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自身学术内涵和与其它学科协调问题，还涉及到相关的机构设置、人事制度、行政管理等问题。建国以来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学科历史发展进程已经造成了大部分民俗学师资的院系归属与学科目录中的专业归属不一致的状况，比如许多民俗学教师身在中文系，民俗学二级学科却在社会学系的社会学一级学科，那么他们在中文系的一系列事情中就找不到自己应有的端正位置，甚至因此“饭碗”也成为问题，这已成为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瓶颈，急需解决。我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科目录设置的学术逻辑与事务逻辑没有贯彻到底、没有做到合理有效协调。
这里的学术逻辑，指与学科设置有关的纯学术因素，如学科的学术内涵、内部规模，由世界学术发展史决定的学科地位、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等。这里的事务逻辑，指与学科设置、学科建设有关的事务性因素，如学科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需求、社会评价、在现阶段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学术地位、教学科研人员从业状况等。
按照学术逻辑，民俗学应是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等并驾齐驱的当然的一级学科，对此在学理上相关专业人员都明白，无需详加论证。但是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民俗学的状况与此有很大差距。这里可以简要地追溯一下学科发展史。中国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18年，以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被视为现代民俗学的发端，当时曾有较大的社会反响。鲁迅、李大钊等也曾参与其中，鲁迅还为《歌谣》周刊纪念增刊绘制了精美的封面。这一时期相继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7年以后，民俗学运动的中心转到中山大学，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发起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从属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民俗学丛书，开办了“民俗学传习班”。1928年秋，钟敬文到杭州，在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他和同仁们在这里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民俗学活动。直到20世纪40年代，多个地方的民俗学教学研究活动一直没有中断。从民俗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产生以来的20余年中，民俗学运动的先驱者借鉴西方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理论、方法，有明确的与世界接轨的现代民俗学学科意识，已形成了在现代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的民俗学学科。“文革”时期，民间文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学问在高校中遭到批判和禁止。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的教学研究才逐渐恢复。到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并发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把民俗学划归社会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同时原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民间文学却失去了二级学科的地位，成为包含在民俗学二级学科之中的“准二级学科”，国务院公布的学科目录中的表述方式为“030304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对此，钟敬文先生曾经表示过欣喜之情 ，但是对民间文学同时降级带来的麻烦估计不足或有所忽略。【1】
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后，在许多相关院系，与民俗学、民间文学有关的教学科研工作也出现一系列变化。在中文系或文学院或人文学院，中国民间文学是二级学科时，“民间文学概论”原为必修课，该二级学科取消后，该课也随之取消或变为选修课。民俗学教师在申报科研课题时，常在课题指南中自己单位所在的学科选题范围内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题目，而适合自己的题目在别的学科，因而有些教师就放弃申报。许多单位在民俗学以外的学科设立了硕士点或博士点，但统计招生人数或授予学位数量时，只能统计为其它学科的数字。评职称也遇到问题，民俗学教师的科研成果在一些单位不能得到所在学科的认同，被认为不是所属评聘专业的成果而不能晋升职称。而在社会学系，虽然按学科目录有民俗学这个二级学科，但是大都没有民俗学的专门师资，民俗学专业多年来发展不起来，一般社会学学者也不认为民俗学是属于自己专业的一部分，并无在自己院系主动创建或发展民俗学专业的意愿。也有的社会学院系出于扩大人事编制、方便录用社会学师资而设立民俗学硕士点或博士点，而该硕士点或博士点的导师由其它专业的老师兼任。
目前尚未见到资料表明1997年跟民俗学有关的目录调整是出于何种考虑。但可以推断是一种以事务逻辑为主兼顾学术逻辑的做法。虽然在理论上民俗学可以设立为一级学科，但是该学科在教育部门的实际发展状况，按事务逻辑显然被认为不符合一级学科的标准，于是就寻找一个跟它的学科内涵最接近的一级学科。可以候选的一级学科应该有社会学、民族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如果人类学是一级学科，放在人类学下最合适，可惜由于相近的原因，它也只是二级学科。当时社会学一级学科被选。现在我也赞成这样的观点：如果民俗学不能设立为一级学科，只能在现有学科目录的其它一级学科中选一个作为归属学科的话，社会学是最合适的。民俗学兼具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而由于本人的学术旨趣，近年来我越来越看重其社会科学属性。这种对于归属一级学科的选择可以说遵循了学术逻辑，而将民俗学设为二级学科则主要是遵循事务逻辑。但是这种事务逻辑没有贯彻到底和考虑全面，忽略了民俗学者大多数身在社会学院系以外的事实。在取消民间文学的二级学科、设立民俗学二级学科时就应该认真考虑这种调整的权威性和对民俗学事业的巨大影响，通盘考虑并采取有效措施跟进调整民俗学师资的行政归属，或者不能调整民俗学者所在院系的话，也要处理好他们在所属单位发展的实际问题。否则对民俗学学科发展就会有很大伤害。事实已经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些高校已经出现民俗学师资向社会学院系流动的迹象。可见学科目录设置与调整的影响之大。
按着民俗学的分类框架，民间文学只是民俗学的下属学科之一。但是按着业已形成的局面，民间文学赫然是民俗学下属学科中的老大，并且有跟民俗学几乎平起平坐的态势。高校民俗学教学体系中有“两课”“两论”的说法，“两课”指民俗学概论课和民间文学概论课，“两论”是为这两门课所写的两本概论性教材。这是民俗学领域的两门最基本的课程及其教材。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很多，在一些单位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所或教研室，远超过民俗学下属的任何一门其它学科。民间文学也确曾是二级学科，现在也是“准二级学科”。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两种因素：一是借了中国语言文学这一传统学科的光，作为其下一级学科受到重视，在教学科研上有了相应的发展壮大。二是借了政治舆论的光。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评一些文艺工作者有一种政治落后的倾向，就是瞧不起民间文学：“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为看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毛泽东虽然对民间文艺的艺术性并没有做出高度评价，指出它仅是“萌芽状态的文艺”，但是充分肯定了这种文艺形式的进步性。挂上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这就让人们不能轻视它，而是另眼相看地重视它了。也主要是由于这一缘故，“文革”中民俗学的教研停止了，而民间文学教研活动继续进行。这样，与民俗学的其它分支学科相比，民间文学就发展得更为充分。而且，民间文学的下属分支领域如神话学、故事学、歌谣学、史诗学、民间戏曲等也蔚成规模，俨然是各自体系较为完整的分支学科。民间文学的这种状况，确实是为民间信仰、人生礼仪、传统节日、生产民俗等民俗学的其它分支领域所不能比肩的。
现在的学科目录调整工作中，怎样处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仍然是个难题。在目前民俗学尚不能成为一级学科的情况下，应该尽力做好相关学科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兼顾学科设置的学术逻辑与事务逻辑，寻求相对好的解决途径。希望不久的将来，民俗学能够具备条件成为一级学科，它跟民间文学的关系也就好处理了。
注释：
【1】钟先生在1998年所写的《民俗学概论？前言》中说： “去年， 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在调整高校学科时， 把民俗学列入了国家二级学科， 隶属于社会学学科之下， 这是在中国民俗学80年经历中的第一件大事！ 它以政府颁令的重要形式， 把这种社会人文学科从‘妾身未分明’的身份， 骤然变成了身份明确的学科了。它既符合学科本身的发展需求， 也满足了学界人士的殷切盼望。” 详见：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本文作者：黄涛，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刊于《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反思民俗学高等教育14年”专栏，第20-22页。）
文章来源：《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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