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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民间文学是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在教育部研究生招生目录中虽，目前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在亚非语言文学二级学科所辖东方民间文学研究方向，可以招收博士生，至今已招收两届。但是国内不少高校的相关学科领域，已经有学者从事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也有不少研究生选择东方民间文学范畴的研究题目撰写完成研究生学位论文，由此可见东方民间文学是有较好的发展前景的。
东方民间文学从最初的作品（文本）翻译、零星研究发展到有学科意识的教学科研领域，经历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而且基本上是伴随着我国东方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步伐的。可以说，东方文学从一开始就孕育了作为其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的东方民间文学的学科基础。从20世纪初开始译介阿拉伯、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天方夜谭》和《孟加拉民间故事》等故事作品开始，直至21世纪初，在将近1个世纪的时间内，国内学者相继翻译出版了以《一千零一夜》、《五卷书》、《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卡里来与笛木乃》、《吉尔伽美什》、《列王纪》等名著为标志性成果的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经典，其中各国口传民间故事的翻译更是不计其数。这些翻译成中文的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经典文本，不仅是外国文学学科的科学研究资源，也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宝贵的共享资源。同时，许地山、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张鸿年等老一代的东方文学研究专家对《五卷书》、《罗摩衍那》、《列王纪》等东方代表性童话和史诗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接踵而来的黄宝生、郅溥浩、张朝柯等学者对《摩诃婆罗多》、《一千零一夜》和古代希伯来民间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早期对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侧重于东方文学史角度的研究，采用的视角和方法还是作家文学研究的眼光和书面文学研究的理论。
值得强调的是，季羡林先生很早就认识并关注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要有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双重眼光，他在《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中的《五卷书》和《罗摩衍那》的研究就是遵循这两个学术原则的，这也可以说是东方民间文学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学科并日益受到青睐的预言性学科框架基础。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东方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理论的多样化，东方民间文学的学科概念首先在北京大学被正式提出来，并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从学术成果到课程建设、研究生培养方案都有了初步的三级学科的清晰框架。张玉安、陈岗龙等著四卷本《东方民间文学概论》是国内首部系统论述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概论性著作。自2006年出版以来在东方文学和民间文学领域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反响，并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张玉安、陈岗龙主编的“东方民间文学丛书”是国内第一次系统介绍东方各国国别民间文学的丛书，已经出版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中亚、蒙古、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的民间文学。在《东方民间文学概论》和“东方民间文学丛书”的基础上，陈岗龙主编的《东方民间文学教程》也经过三年多的耕耘，基本杀青。
就北京大学来讲，近年来每年产生十余篇东方民间文学或者东方国别民间文学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这些论文集中展示了亚非语言文学学科框架内的研究生培养趋势。近年来，有意识地培养东方民间文学专业人才也成了我们的工作重点。如2011年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菲律宾阿拉安芒扬人的神话、巫术和仪式》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论文，论文作者史阳连续五年赴菲律宾山区进行山地土著民族芒扬人的民俗学田野调查，充分发挥菲律宾语和芒扬语等东方多语种优势，在丰富的第一手鲜活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系统而深入论述芒扬人神话观念、巫术仪式的博士论文。此外，亚非语言文学学科的其他研究生也在古代两河流域神话和史诗方面写出了语文学研究的扎实的毕业论文。这些研究生论文虽然都冠以亚非语言文学学科，但是研究范畴已经是很明确的东方民间文学，或者是古代东方民间文学，或者是现代东方民间文学。亚非语言文学学科框架下的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生论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发挥语言优势，利用对方国家语言的第一手原典材料进行研究，在翻译和研究两个方面都有所收获，这是其他学科很难做到的。从学科基础奠定开始，到学科框架雏形的形成，东方民间文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虽然今天我们明确提出“东方民间文学”的学科概念，但是我们心里清楚，东方民间文学的学科基础是东方文学领域几代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只不过是到了新世纪，在新的条件下东方民间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系化和学科资源的合理整合，并在东方文学的领域中凸现出来，也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则更多地来自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对东方文学的跨学科观照。如果没有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和学科意识的强调，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依然被深埋在东方文学史的巨大河流中，得不到重视，体现不出她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就没有东方民间文学。
东方民间文学首先是用民间文学的理论考察和研究东方文学史上的各国民间文学和现代东方各国活形态的民间文学，这不仅是视角和理论方法的转变，更是学科理念和学科问题意识的转变。在过去的东方文学史研究中，很多本属于口头传统的民间文学文本（在文学史上更多地表述为作品）被一概当做一次性创作的书面文学作品，其研究和分析的结论和这些文本所属的口头传统的实际就有了比较大的距离。而东方民间文学学科概念的确立，首先在考察东方各国民间文学文本的时候明确了文本属性和文本形成过程中由口头传统到书面传统的转变等诸多问题。这样，民间文学文本就更多地保留了口头传统特质的信息，也恢复了其鲜活性。在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国别研究或者比较研究中广泛应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理论方法，不仅拓展了东方文学的研究视野，也促进了东方民间文学的整体性特征和民族性的探讨。
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视角和理论方法，考察和分析研究东方民间文学丰富而鲜活的资料所得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反馈到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领域里，引起国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者对国外，尤其是中国周围东方国家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关注。因为东方民间文学中的很多国家的民间文学与中国民间文学之间有密切关系，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跨境民族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将东方民间文学和中国民间文学自然而然地联系到一起。譬如，越南民间文学、泰国民间文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民间文学、韩国朝鲜民间文学、蒙古民间文学、中亚民间文学等都与中国民间文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东方民间文学和中国民间文学两个学科结合构成真正的东方民间文学学科，而这种结合首先需要打破外国语言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两个学科之间的界限，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民间文学在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和社会学三个一级学科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过去民间文学一直被边缘化的做法，实际上并不符合民间文学贯通中外文学和文化的学科属性。而民俗学学科所关注的人类口头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中，东方各国的经验可以提供可供借鉴的资源，而这正好是东方民间文学近年来一直强调的。据2007年6月8日《光明日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菲律宾的“兰瑙湖玛冉瑙人的达冉根史诗唱述”、“伊夫高族群的呼德呼德圣歌”，印度的“拉姆里拉--《罗摩衍那》的传统表演”，柬埔寨的“斯贝克托姆--高棉皮影戏”，孟加拉的“吟游歌师歌曲”，印度尼西亚的“哇扬戏”，韩国的“盘索里说唱”，中亚吉尔吉斯坦的《玛纳斯》史诗、雅库特的“奥龙库--英雄史诗”，蒙古的“长调民歌”等，均榜上有名，无可非议地见证了东方各国优秀的口头传统在人类文化创造中的崇高地位。在全球化的今天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认识我们身在其中的东方各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而这是东方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所关注的共同的研究课题。
东方民间文学本身的特殊性和一定程度上的重要性，也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和社会学三个一级学科下面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问题。
（本文作者：陈岗龙，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刊于《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反思民俗学高等教育14年”专栏，第13-15页。）
文章来源：《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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