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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间文学有许多特点。从民间文学研究理论角度来看，台湾的原住民文学历史要比一般认为最原始的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印第安人以及大洋洲土着的民间文学更加原始。比如布农族的故事中没有神的概念，而只有鬼的故事，这说明他们的民间文学更加原始。这对重新审视原有的民间文学理论很有价值。第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民间故事是如何从神话故事发展而来的。比如，台湾的“射日”神话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讲的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的功绩，目的是为人类除害，这符合神话的特点。第二个是家庭故事，射日的动机是父亲为了给被太阳晒死的孩子报仇，这是民间故事的情节。这对研究民间文学的形成很有帮助。第三，我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台湾的神话故事与大陆南部少数民族的故事在情节上有不少相通之处，这说明某些台湾原住民可能来自大陆南部。
阎国栋：听说，您现在正在编写《中国年画目录》，现在进展情况如何？
李福清：俄罗斯是收藏民国以前中国年画最多的国家，这是俄罗斯几代收藏家和学者辛勤收集所得，体现了俄罗斯学术界重视民间文化研究的传统。俄罗斯出现过两位杰出的年画收藏家，第一位是植物学家科马罗夫（В. Л. Комаров，1869－1945），他于1896年和1897年来中国作科学考察时在东北购得300幅画带回国。第二位便是我在列宁格勒大学时期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他于1906年、1907年和1912年几次游历中国，足迹遍布中国大部分省区，对中国民间文化现象作了详尽的考察，同时收集到4000多幅年画，数量之多，令人惊叹。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年画所蕴涵的民族文化极感兴趣，一度曾想以中国年画为题写作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我个人收藏了90多幅中国年画，大都是民国以前的。我是在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影响下对年画发生兴趣的。
早在60年代，我收到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的一封信。他建议我编一个年画目录，但由于其它事情的耽搁，一直没有动手。90年代，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一篇介绍俄罗斯中国年画收藏的文章。一个叫贾裕祖的生意人看了这篇文章后，倾全力在大陆收购年画，并在基隆创建了一个“中国民间艺术博物馆”。我同他约定共同编写一个年画目录。我所辑录的主要是民国以前的年画，后来印制的不算。我对已经出版的画册、销售年画的画店以及画师的姓名都做了索引。这项工作很不容易，比如许多画名称相同，但画面和产地不同。还有很多年画没有题目。有的博物馆不允许拍照，甚至不允许看，这样我就难以与其它地区的年画进行比较。
1986年我在《美术研究》发表了《＜红楼梦＞年画在苏联》一文。1989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我与王树村共同主编的《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我现在已经发表了《三国故事年画图录》，刊登于台湾的《历史文物》杂志，共辑录了400多种三国故事年画，除了中国的，还有越南的。此外我还发表了专门研究“长坂坡”题材年画的论文。
我已经年近古稀，但我有两个心愿还未了，一个是编写《中国年画目录》，另外我还要编写《海外藏中国小说俗文学目录》。我之所以要做这些工作，是因为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有价值的科学研究。
阎国栋：我们知道，您一生都在世界各地搜寻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孤本，并发现了着名的“列藏本”《石头记》、中国久已失传的艳情小说《姑妄言》以及三种晚明戏曲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福清：这件事情我从很早就开始做了。从60年代开始，我已经调查了10个国家的收藏，发现了很多中国失传的小说和版本。1962年我在苏联发现一前所未见《石头记》抄本，1964年撰文介绍，被红学界定名为“列藏本”。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出版该抄本，我撰写了序言，论述了“列藏本”《石头记》的发现及其意义。斯卡奇科夫（К. А. Скачков，1821－1883）是俄国着名汉学家，19世纪长期在中国居留，收藏了大量的古籍抄本，共有400多种。1966年，我在苏联列宁图书馆他的档案中发现了一部清代曹去晶写的艳情小说，书名叫《姑妄言》。我查阅了中国着名学者孙楷第编写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发现其中没有辑录，最后认定是孤本。中华书局获悉后曾有意出版，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未实现。1997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在《思无邪汇宝》第36－45册中刊出了《姑妄言》，台湾学者陈益源担任执行主编。80年代，我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发现晚明戏曲孤本《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两种，不久，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大明天下春》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我还在奥地利发现了《聊斋志异》的手抄本，插图是前所未有的彩色手绘画。另外，我在英国、俄罗斯、德国和日本等地发现了50多种中国没有的梆子戏戏文，大部分是河北梆子，现在我正在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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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2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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