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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尤其是音乐舞蹈语汇的抽象性，使国家更容易征用。除了那些带有明显的原始宗教神秘意义或性内容的遭到废止之外，很多带有民族色彩的音乐和舞蹈语汇（包括服装）被改编成新的反映现代内容的作品（如众多的民族歌舞节目及民族题材的电影）。另一方面，本民族的文化精英们也乐于把传统的东西整理改造出来，进入国家的主流文化圈，以争取自己民族在国家现代化格局中的权利。此次调查中对湖南双凤村土家族摆手舞几经兴衰过程的详细记录，可视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及征用的一个典型。
摆手舞对于双凤村的土家族人来说，几乎每个人都会跳。它是一种载歌载舞的祭祀祖先的大型舞蹈。土家族聚居的村寨，大都建有摆手堂，堂上供奉着“彭公爵主”（土王）等的神像和祖先的牌位，堂前有一块较宽的坪地（双凤村建为草坪），俗称摆手坪。每年正月初三至十七的晚上，男女老少齐聚摆手堂前，在摆手坪上共跳摆手舞。清乾隆《永顺府志》就曾记载，“各寨有摆手堂，又名鬼堂，谓是已故土官阴署。每年正月初三至十七日止，夜间鸣锣击鼓，男女聚集，跳舞唱歌，名曰摆手，此俗犹存。”建国后，祖先祭祀等活动的废止使摆手舞失去了存在的环境，随之逐渐消失。但国家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的推行，又使土家族的文化精英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对其做了一番发掘和整理。1953年秋开始，永顺县文教馆组织双凤村民回忆发掘摆手舞，发现主要是模仿生产劳动的动作，于是作为健康文化组织学习和传播。重新整理的摆手舞经过了一些创造，和发掘的动作相比已有不同。但它作为土家族文化艺术参与到各级政府机构 等组织民族文艺表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这对土家族获得身份认同和地方宣传起了极大作用，也使得摆手舞重新出现在土家人的文化生活中。（注：参见马翀炜等人的调查。）
宏观地看，此一阶段的民族村寨文化是在最高领导人对文化的“破旧立新”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战略方针指引下被施以破立的。我们所说的消解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废除与征用。“废除”就是“破”，“征用”就是“立”。征用也就是 民族文化一种新的建构。在恢复（实为征用）的土家族摆手舞中，原来的祭祀意义被消解掉了，原来跳舞时的神圣性也被消解掉了，突出的是新的符合时代意义的内容——表现和赞美歌颂劳动生活。原来与摆手舞同时的特定祭祀仪式及含义更明显的祭祀舞蹈茅古斯都被取消了，特定的时间地点也任意性化了，甚至于变为展演性的——其时间地点由“他者”的需要和安排来决定，这样就使有着特定含义文化符号的所指层面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符号上下文已被置换，甚至能指层面也发生了某种改变。比如，有些动作是根据回忆编出来的，而这些动作还处于变化之中。严格地说，这已经是一个新的文化符号了。当然，它仍然承袭了土家族的一些文化内涵，如他们对劳动、生活的情感和态度等。
对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的消解（废除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极至。所谓“破四旧、立四新”，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在扫荡之列。全国上下的思想文化严重趋同，“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连形式上的“百花齐放”（征用方面）也不允许了——或许唯一可以允许的是用地方戏来进行所谓的“移植”样板戏。全国最普遍地身着蓝色中山装——中国成了外国人评论的“蓝蚁之国”。少数民族也不例外，所有带有民族色彩的文化活动都在取消或禁止之列。直至“文革”结束，这样的状况才得以逐渐缓解。
总体看来，民族村寨文化在此一阶段真正开始了它的现代历程。这一历程表现为原有内涵被消解，包括彻底废除和形式征用两个方面，也包括某些全新的创制，如民族文字。消解是对传统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这种建构是与对传统民族社会的新建构相一致的，它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但同时动员了村民的参与，也有知识分子的参与。虽然这一阶段已经终结，但对民族村寨文化所形成的影响不可低估。同时也应看到，在大多数的民族村寨，这些被征用或新建构的民族文化并未得到普及，大多数的民族村寨在被废除了传统文化后，在文化方面还处于比较贫瘠的状态。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的再造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村民重新回到了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模式中。社会组织结构则逐渐变成了县乡领导下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另有一些曾在村民生活中发生过重要作用的政治组织，如党团青妇乃至民兵组织等，很多都陷于名存实亡的瘫痪状态。在普遍的情况下，失去了经济的内核的村民委员会也在村民的生活中变得空洞化。如果是在土地资源比较稀缺的地区，如城市附近或具有开发价值的地区，村民委员会还可利用土地资源分配权的掌控把自身权威化。但对大多数农村，尤其是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村寨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城乡人口管制的放松，农村的人口流动有了很大的自由性，村乡干部对村民行动的控制权于无形之中取消，村民委员会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方面的功能。村寨进入一种实际上的无组织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村寨文化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发展态势。
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宽松使村民对文化的需求增长。在“以粮为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村民对文化的需求被极大地压抑了。改革开放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村民的温饱问题得到逐步解决。国家的战略方针指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统一 识形态的强调和控制力量大大减小，因而使得村民们有条件和环境去表现和发展自己的文化需求。从此次的村寨调查中可以看出，许多传统的但久被淡忘的民族文化活动，特别是歌舞、习俗、节庆等普遍地恢复起来。而这样一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也得到各方面的空前重视。这是一个总的趋势，具体看来，又有各种力量在影响着民族村寨文化的走向。
国家从政治层面对民族文化的征用仍然有某种程度的延续。如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和文化站仍编排一些具有民间文化特点的歌舞、说唱等文艺节目到乡村演出，主要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主要是农村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科学知识（主要是农业科学、医疗卫生知识等），最典型的就是政府组织的“三下乡活动”。在国家的强势影响下，村民们自己也会组织这样的文艺活动。
而在此一时期，国家对民族文化的征用更突出地表现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样一种新的形式。在这样的活动中，民族村寨文化的传统形式受到空前重视。如果说，国家在政治层面对民族文化的征用注重的是其现代内容的话，那么在经济层面对民族文化的征用则更加注重的是其传统的形式。内容是什么可以忽略，关键是能否有吸引人的形式。比如，风俗的奇异性、服饰的美观性、歌舞的独特性等等。而在这样的民族文化活动中，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民族群众不仅是单纯的被宣传者和被教育者（活动的受众或客 体），他们自己也是活动的参与者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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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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