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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水浒戏”的社会背景
虽然元代文化与南宋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北方受到金人和蒙古两个以游牧起家少数民族的影响，其风格粗犷，相对来说受皇权专制的约束也较少。这种统治下，反压迫、倡导抗争的文艺作品反而比相对文明、但压迫剥削手段也更细腻些的南宋更易于漏网。
虽然元代文化与南宋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北方受到金人和蒙古两个以游牧起家少数民族的影响，其风格粗犷，相对来说受皇权专制的约束也较少。当然金人、蒙古人的统治尚有奴隶制遗留、其压迫剥削的手段更野蛮一些，但相对也粗疏一些、粗糙一些。这种统治下，反压迫、倡导抗争的文艺作品反而比相对文明、但压迫剥削手段也更细腻些的南宋更易于漏网。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民族、阶级压迫都很严酷的社会环境里，反而出现了与主流思想意识激烈对抗的文艺作品。元代出现的大量有关宋江集团的杂剧就属于这类作品。这些我称之为北“水浒”系列。
那么元代出现了多少水浒戏呢？据香港刘靖之《元人水浒杂剧研究》统计有三十六种，现在传世有十种，散佚的有二十六种。
传世的有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头》、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无名氏《都孔目风雨还牢末》、又名《大妇小妻还牢末》、无名氏《梁山五虎大劫牢》、无名氏《梁山七虎闹铜台》、无名氏《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无名氏《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这些剧本的写作时间，现已经很难确定。大多研究者认为前六种是元代的、后四种是元末明初的。研究元代“水浒戏”对明代《水浒传》的影响，主要根据是前六种。
元代关于水浒的杂剧许多诞生于梁山泊附近的东平府。金末元初，战乱再一次给北方的经济文化带来很大破坏，元灭金的战争中杀戮之残酷、破坏之严重，更甚于百年前的宋金之战，而东平府（所辖包括今山东省的东部）却是个例外。这个地区有长达四十余年（1221-1264）在严实、严忠济父子的统治之下，社会较为安定，东平成为战火遍地的中原地区中的一块和平的绿洲、安定祥和的乐土。
蒙古灭金时，为了减少阻力，对于地方实力派采取了“统战”政策。只要他们归顺蒙古，不帮助金国，允许他们保有实力，在其势力范围实施统治，甚至可以世袭，称之为世侯。当时有许多实力派选择了这条道路，其中做得最成功的当属严实、严忠济父子。严氏父子注重经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都以养士闻名。这是乱世之中扩张自己实力、求得生存的重要手段。其统治范围包括今河北南部东部、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北、西南部地区，俨然小邦之君。东平在这段时间内文化、特别是通俗文艺得到长足的发展。这里不仅招徕了像元好问、王若虚一代文人学者，而且还有许多通俗作家和江湖艺人在这里谋生发展，如杜善夫、高文秀、康与之等。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杂剧《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所写的家庭剧团就是东平府人士。东平府是当时戏剧活动和创作中心之一，因此才会有那么多“水浒”戏活跃在当地舞台上，上面说的十种现存的水浒戏中有五种就是以东平为背景的。
元代水浒戏中的新要素
摒弃“忠义”的现象也是南北“水浒”故事的重要差别之一。其原因就是民族压迫使得北方下层文士的写作中天然存在着一种反抗情绪，而那些游走江湖的艺人谋生不暇，也缺少向主流社会和统治者献媚的动力，何况在天高皇帝远的东平。
一、水浒故事被明确定位在东平附近的“梁山泊”
《大宋宣和遗事》作者也觉得宋江集团故事与梁山泊有关，但由于各种原因还是把梁山泊与太行山扯在一起。到了元代，宋江集团有了明确的根据地——东平附近的梁山泊。首次有了“梁山好汉”这个称呼——“某乃梁山泊好汉山儿李逵”（《还牢末》）。这个称呼在传统文化中有着长远的影响。“梁山泊”是方圆八百里巨野泽。这个大湖对于东平文士来说是太熟悉了，几乎每个水浒戏都有这段介绍梁山泊的套语：
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威镇于梁山。俺这梁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阔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咸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艘艨艟；三十六座宴台，聚百万军粮马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播华夷，三十六员英雄将。
虽然有些夸张，南北大体还对，东西则不免离谱。这样宋江集团就不是由三十六人组成来去如飚风的抢劫团体了。他们是有山头、有地盘（包括领水）、有组织、有制度（一年春秋两假）、有庞大武装力量（一百零八将）的一股割据势力了，俨然敌国。这种定式后来被《水浒传》的作者接受和发展。
二、从英雄传奇向“士马金鼓”过渡
现存水浒戏都是以梁山泊集团（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已经形成为开端的。这一点与南水浒有根本的不同。既然梁山军事集团形成，其战争方式应该是大规模“长枪大马”的正规军作战。宋代“说话”中把这类题材的作品分为“士马金鼓”类（如《水浒传》中劫州略府和招安后“征四寇”）。然而，由于故事内容的限制，水浒戏故事大多发生在梁山的春秋两假里好汉下山游玩、或奉命出差办事的过程中，还是以“短打”的故事为多。
三、摒弃了“忠义”的梁山好汉
忠义在南“水浒”故事中是意识形态，而这个词在水浒戏中基本消失，只是在“忠义堂”这个特定概念上出现和《争报恩三虎下山》中李千娇唱的“谢得你梁山泊上多忠义，救了咱重生在世”中出现了一次。这种摒弃“忠义”的现象也是南北“水浒”故事的重要差别之一。其原因就是民族压迫使得北方下层文士的写作中天然存在着一种反抗情绪，而那些游走江湖的艺人谋生不暇，也缺少向主流社会和统治者献媚的动力，何况在天高皇帝远的东平。
元代政治和社会背景与宋代大不相同，最高统治者换成了异族人，国人分列四等，汉人、南人位列三四，科举一停八十年（按蒙古统治中国北方时算起），即使恢复科举之后，出仕做官也很难进入核心。大多汉族文人士大夫被边缘化了，甚至有些连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主动向统治者靠拢、自作多情的文人不是没有，但大多数处于社会下层的文人对蒙古统治者有一种离心倾向。这点从一些杂剧的思想内容就可以看出来，杂剧作者多是社会下层文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像南宋那样向观众表白宋江故事的“忠义”性质了，本来就是外加的“忠义”便从“水浒戏”中悄悄退出了。这里附带说一句，不仅是《水浒》戏中没有了“忠义”，就是在其他杂剧中也很少见了，现存一百六十余出杂剧中，只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两三个戏曲中出现过四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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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2-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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