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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文学史与文化史，现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流民》《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全宋词》（合著）、《“说唐”小说系演变中所反映的游民意识》（论文）等。目前关注通俗小说及通俗戏曲在民间的影响。
如果我们对于宋、元两代留下的、后来构成《水浒传》的要素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对于要素的历史真相、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有所了解，《水浒传》的许多内在矛盾自然冰释。因此，总结宋元“水浒”故事形成的要素并加以考辨，弄清其形成及演变的过程，对于深刻理解《水浒传》和认识其成书过程是简单而便利的手段。
关于《水浒传》成书过程、《水浒传》主题及其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是争辩了几百年的问题，可是研究者很少从《水浒传》中题材、思想等重要因素形成和传承的角度进行系统考辨。《水浒传》是历代许多作者共同完成的，作品初期形成的一些要素必然对后世有所影响。许多研究者把《水浒传》中一些情节的设置归结为最后写定者的个人意识的产物（如把《水浒传》中仇视青年妇女的倾向，解释为施耐庵可能是情场失败者，借此摅怀；又如说写招安是作者地主阶级思想反映云云）。这些人不懂得这类从说唱文艺演变来的通俗小说，主题和基本情节是经历了复杂演变、最后确定下来的，最后的写定者对其基本倾向是无能为力的。
《水浒传》还有许多谜团，例如宋江怎么从一个只有三十六人的小股武装抢劫集团变成了有根据地、有政治口号、进可攻、退可守的反抗朝廷的武装队伍？为什么按照梁山“排座次”时的规模足以打到东京去，夺了“大宋皇帝的鸟位”了，却还要卑辞厚礼、买通官僚、甚至买通妓女、靠走后门去招安投降？为什么《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仿佛是个分水岭，前后在思想艺术上都存在着极大差别？如果我们对于宋、元两代留下的、后来构成《水浒传》的要素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对于要素的历史真相、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有所了解，《水浒传》的许多内在矛盾自然冰释。因此，总结宋元“水浒”故事形成的要素并加以考辨，弄清其形成及演变的过程，对于深刻理解《水浒传》和认识其成书过程是简单而便利的手段。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南宋完整水浒故事传本了，元代也仅有数本水浒戏传世，我们仅能从南宋有关水浒故事记载和元代的水浒戏来分析考察。
南宋“水浒”故事的基本要素
文字中流露的对北宋末奸臣当道的愤恨、对徽钦二帝俘虏生活的同情与悲哀，都是南宋初年那个特定时代的感情，是后人难以伪造的。
《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关水浒的故事，可能就是临安艺人说话的底本的汇集。全文共三千来字，其中包括杨志等督运“花石纲”；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通风报信；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宋江天书，告诉他们宋江等人上应天象，最后受招安，为国家出力，征讨方腊。虽然《大宋宣和遗事》有元人增写、编辑的痕迹，可是体味其内容，书当写于距北宋灭亡不太久远的时间里。文字中流露的对北宋末奸臣当道的愤恨、对徽钦二帝俘虏生活的同情与悲哀，都是南宋初年那个特定时代的感情，是后人难以伪造的。
南宋水浒故事的基本要素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一、它是群体犯上作乱的故事，群体共有三十六人。故事表现的不是群体形成后与政府的对抗，其主要讲述英雄好汉如何在社会矛盾中落败，一步步走上反叛道路、最后落草为寇。这样的故事是个人英雄传奇，按“说话”分类属于“朴刀杆棒”类。宋末罗烨《醉翁谈录》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其“小说”目录中有“公案”类的“石头孙立”；“朴刀”类的“青面兽”；“杆棒”类的“花和尚”、“武行者”等故事，虽然故事内容已佚，但从题目便可知“石头孙立”大约是他被差遣押运花石纲未能按时到达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被《水浒传》采纳），“青面兽”大约是写杨志卖刀杀泼皮（牛二）；“遗事”中还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的简单记载，后到的“僧人鲁智深”可能即是“花和尚”。
二、宋江集团等三十六人犯上作乱之原因是“乱自上作”，这个“上”就是当时皇上——宋徽宗。因此“遗事”一开始就讲“先是朱勔运花石纲”。花石纲属于当时第一工程（皇帝园林艮岳）的重要部分，宋江集团造反故事即从这里开始。这场犯上作乱又是个定数。这些都写在“九天玄女”颁给的“天书”里。“定数”“九天玄女”云云，反映了宋徽宗时崇尚道教的风气。
三、已经有了“梁山泊”和山寨。《水浒传》把一百零八将的聚义点设定在梁山泊山寨，这个要素已经写在“遗事”之中，其中多次提到去“太行山梁山泊”山寨落草为寇。
四、南宋“水浒”故事主旨是“忠义”。“遗事”九天玄女颁给宋江的“天书”上写道：“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军师吴加亮也曾向宋江道：“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与我：他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忠义”是南宋朝廷提倡的意识形态。当时金人铁骑南来，北宋王朝轰然倒塌，天下大乱。靠什么能把人们凝聚在一起重建权威和秩序？统治者选择了忠义。忠义成为南宋军民苦撑危局的重要动力。上面说到“遗事”把“梁山泊”安置在“太行山”上，有的地方径直写“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仿佛梁山泊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周密《癸辛杂识》中记龚圣《宋江三十六赞》也把宋江故事发生地点认作太行山。其“三十六赞”中有五次提到“太行”，甚至直接称他们为“太行好汉，三十有六”。说话艺人把宋江集团与太行山联系起来，今人也许对此感到诧异。太行山在山西，梁山泊在山东，把两者混淆，简直就是“关公战秦琼”，到底是南方艺人对北方地理不了解，还是故意把“太行山”混同梁山泊？太行山在南宋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政治意义，很刺激忠义之士的神经。刘克庄有词云“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中原沦陷后，民间的抗金武装多在此地活动，或以此为根据地，袭击金人部队和所设置的行政机构。把这些民间武装说成“强盗”，或者说成“义军”“义民”都有些勉强，然而南宋从统治者到民众都愿意把他们想象成为“义军”“义民”，赞誉他们“忠义”，乐于聆听他们的战斗事迹和取得胜利的消息。因为南宋小朝廷的安全需要抗金的思想和情感的支撑，需要从上到下，认同忠义，而且要把太行山人招安，纳入国家的防卫系统。太行山中最著名的义军是“八字军”，绍兴六年（1136）被调到临安，担负起保卫京城的重大责任。这些必然给杭州人留下深刻印象。把宋江等人与太行山的“忠义人”联系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听众对这些武装造反者更为理解，对他们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为就像“八字军”“忠义人”一样，在抗击外来入侵中是起积极作用的，他们的故事是应该受到全社会的一致欢迎的。因此，说话人即使意识到宋江不过是在梁山泊一带活动的抢劫集团，但他们既然要演出这个故事，也要尽量拔高这个故事的意义，这正像当今电视剧《火车大劫案》也要把劫匪孙美瑶绑票行为与“反帝”“爱国”联系起来一样。但从历史真实来看，作为流寇的宋江集团并没有迹象到过太行山。宋江集团活动的范围虽然很大，但是以山东西部、西南部为多，也去过鲁西北、河北东路的东南部，总之是在梁山的周围地区活动，到汴京以西的可能性不大。也许南方的说话人弄不清北方梁山泊真正的方位，也许是故意混淆，总之，他们把梁山泊、太行山这两个相隔数百里的地区混在一起了。我认为不管是哪种原因，这个混淆都与当时太行山是临安军民关注的北方热点有关。
五、招安是《水浒传》中被人们诟病的情节，但宋江集团被招安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这个情节在水浒故事一诞生就被固定下来了。招安是表现忠义的载体，也是江湖人“发迹变泰”的途径。“遗事”中说“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南宋初所讲述的“水浒”故事还不一定是悲剧结局，招安变成悲剧大约是宋亡之后。招安悲剧恐怕是历史事实；另外南人在异族统治者压迫下反思国家败亡的教训，想起宋江这一伙“盗贼之圣”来，感慨宋江、岳飞等忠义之士不幸遭遇才大力渲染这个悲剧。明代吴从先《小窗自纪·读<水浒传>》后被招安，为平定内乱建立了功业，但因为蔡京、童贯等奸臣当政，“同朝之中，咸谓贼不可共处”，最终被“毙之药酒中”。吴从先感慨说：“呜呼，宋之君臣亦忍矣哉。”这个《水浒传》可能就是元末或明初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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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2-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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