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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而这些根源朝着很多不同的方向延伸。
我们今天所用的现代概念是多种不同传统、不同文化交汇和作用的结果，
这就赋予了人文学科这一概念以深厚的历史深度和多样性。
 杰弗里·哈芬（Geoffrey Galt Harpham），美国著名学者，1968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1974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国家人文研究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主任，该中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和最有影响的人文学术研究中心之一。同时担任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客座教授。著有《怪诞：艺术与文学的矛盾策略》（1982），《伦理的阴影：批判与公正的社会》（1999），《语言：现代性的批判神物》（2002）。
今天，我想跟诸位谈谈人文学科（humanities）这一概念以及它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我将主要谈论在美国的情境。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而这些根源朝着很多不同的方向延伸。我们今天所用的现代概念是多种不同传统、不同文化交汇和作用的结果，这就赋予了人文学科这一概念以深厚的历史深度和多样性。
“大众的通识教育意图并不是要批量生产雇员或者工人，而是要造就自由的人，他们能够为自己选择最想从事的事业。这就是通识教育的意图之所在，它要造就自己的公民，这些公民能够为自己决定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里的假设——如果不总是事实的话——是：这个世界对所有的人都是敞开怀抱的。”
现代人文学科的知识考古
我首先要指出三个重要时刻作为思考人文学科这一概念的历史起点。
首先当推古代雅典时期。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主要的雅典思想家和戏剧家如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当然也包括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以及其他无数的先贤哲人，都思考过正义、伦理、政治、艺术的本性、生命的意义、真理的追寻等重要问题。与之前那种十分落后的生活方式相距不过几代，雅典人却创造出这种思考方式，意在生产出关于自我的知识和一种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承担角色的理解与认识。那时，只有少数雅典人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成年男性公民不超过三万，致力于哲学思考的更是寥寥，但就是这为数极少的群体却产生出持续影响后世直至今日的深邃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人文概念中，我们仍旧可以看见雅典人的影响，尤其在哲学领域。
历史上对我们理解人文学科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二个来源发生在两千年之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对中世纪教育传统的一种反拨，中世纪时期只是十分狭隘地训练医生、律师和神学家。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试图打破这种狭隘僵化的模式。他们提出另一种教育模式——人文学习，意在创造出这样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都能令人信服、权威性地就公众所关心的话题阐发自己的观点。人文主义的理想是塑造一种有道德的公民品格，这要通过对语言、历史、艺术和哲学的研究和学习而实现。人文主义者受到我前面提到的古希腊文化的启发。但是，他们与以前古典时期的计划有所不同：它主要不是哲学性的，而是政治和文化的，而且包含很强的历史性。
现代人文学科的第三个源头是19世纪的英国，那时，伟大的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认为：通过对文学与艺术的研究和学习所展示出来的“文化”，是反对他所谓的“无政府”和失序状态、保持社会稳定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较之科学，阿诺德等人更注重对文化的追求，他们认为科学是不具有想象力的，因为它只注重对事实的研究。阿诺德尤其对科学研究评价颇低，对他而言，科学研究固然有价值，但与文学研究的价值相比却极为有限，因为文学研究比科学研究能更多贡献于个人的道德发展，文学关涉的是人的整体。在英国，这种对科学和科学研究的偏见一直持续到晚近时期。直至1950年代，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还主要是以文、史、哲领域的学者而非科学家闻名于世，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如牛顿、达尔文和卢瑟福等。
这三股源头——古典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维多利亚时期——都糅合在现代人文学科的学术概念中了，人文学科包括诸如哲学、历史和艺术研究等多种学科。这些学科都是我们借以理解下列问题的主要方法：人类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他们都想象出了什么东西？于是，人文学科也就成了我们作为人类理解自身的最好方法了。
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成型于19世纪率先出现在德国的那些研究型大学。按照德国的传统，“Geisteswissenchaften”或者“精神科学”一词被用来描述所有能够揭示人类精神的学科，包括哲学、神学、法律学、社会学等，但艺术学习却不包括在内。晚些时候，法国开始以一种不同方式来组织知识。法国的“sciences humaines”或人类知识，包括经济学、历史、心理学、政治科学和语言学等，与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极为接近。在英国，“文科”或“文学艺术”等术语似乎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术范畴，而是直接来自马修·阿诺德关于文化的概念。每个术语都反映了民族文化与传统。
人文学科与美国的通识教育
在同一时期的美国，一种不同的理解十分流行。20世纪初，“人文学科”一词宽泛地指称古典语文的研究——也就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语言文学的研究。二战后，有关人文学科的现代概念突然成了关注焦点：在同盟国获胜后，有人开始着手想象他们希望创造出什么样的民族国家。但是，如果不首先回忆另一个战后时刻，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现代、二战后的人文学科概念，这个时刻就是美洲大陆上各殖民地在反抗英国的革命战争中获胜之后。
在这一时刻，好几位最具影响力的公民对他们想要创立什么样的国家做了深刻反思。日后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不但精通建筑、农业——当然还包括政治——而且对哲学、文学和历史也造诣深厚，还精通多种语言。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虽然不如杰斐逊有学问，却对学识褒赏有加。1780年他写给妻子的一封信，因为表现出他对这个新兴国家的进步的远见卓识而闻名于世：
我必须要研究政治和战争，我的儿子们才能有研究数学和哲学的自由。我的儿子们应该去研究数学和哲学、地理、自然历史、造船、航海、商务和农业，以便给他们的孩子们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挂毯和陶瓷的权利。
当然，并不是亚当斯当初的所有梦想都实现了。我们仍旧在“研究”政治和战争，而且很多人也在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比那时做得更好。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人再次开始想象他们能够建立的社会类型，以及因此所需要的教育制度。此时人们所提出的教育制度是一种大众的通识教育制度，全国的学生，不论是在中学还是之后的时期，都将接受从政治到陶瓷等领域的一系列教育；在这种教育制度中，人文学科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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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2-08-13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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