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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学术刊物在学术发展中至少可以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常规性的作用，即可以向学术共同体和社会大众发表、推介学术成果，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者的学术命运;二是与此种常规性作用相关，学术刊物在很大程度上还可以支配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方向。由于学术刊物位于知识生产体制的末端和学术评价体制的核心环节，这就使得在学术期刊与学者之间事实上可以建立起一种极具支配力的关系;而正是这样一种支配—被支配关系的存在，不仅可以对每个个别论者的学术立场、学术旨趣和研究路径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更可以经由这一影响而逐渐对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实质性的支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社会科学期刊的角色至关重要。 [1]
然而，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在办刊理念上普遍缺乏世界眼光和全球化关照。这不仅表现在我们缺乏基于中国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的全球化理论探究，更表现在我们的办刊视野主要局限于汉语学界，甚至大陆学界的某个学科领域，而在根本上欠缺走向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学术的意识和能力。如果我们以目前国际通行的、由美国科技情报所(ISI)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为标准，那么SSCI在2007年度收录的来源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在2007年，SSCI共收录了1962种由40余国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国最多，所占比例将近60%，但其中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期刊却10种左右，而真正由大陆地区主办的只有两种，即2006年入选的、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世界经济》(China & World Economy)和2007入选的、由中国国际法学会和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国际法论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此外，由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经济与金融年刊》(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也于2008年5月入围SSCI)。
为了以制度化的方式促进全球范围内英文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以整体联动的方式促进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真正走向世界，同时为了使全球(英文)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努力在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UNESCO)的协助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与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于2009年7月4—5日在复旦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了“学术期刊与走向世界的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论坛。来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相关学者与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Critical Asian Studies，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China Quarterl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清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英文版)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杂志的主编一道围绕“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如何走向世界”的主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和较为严肃的讨论。
一、话语争夺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
在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看来，我们应当将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走向世界这一主题放在中国社会科学百年来历史发展的历时性背景和全球化这一共时性的背景来观照。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百年来的社会科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相对明晰的三个阶段：(1)从1840年至今的“引进”阶段，即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在翻译大量社会科学文献的同时，也在中国建立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2)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3)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际接轨”阶段，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运动。在上述历时性向度的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观照下，以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为载体的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不仅标志着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而且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学科发展的一个临界时刻，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的阶段。 [2]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时刻的到来。
从共时性的视角看，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赋予一项新的时代使命，即参与全球化时代的“话语争夺”。根据邓正来的研究，无论是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还是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予以支配的性质来看，中国社会科学在贡献中国据以参与话语争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的“理想图景”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因为只要我们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以将参与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资格转化为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能力，并基于中国立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而中国社会科学在贡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方面则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一方面，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来看，如果我们采取“问题化的进路”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而不是前见性地将其看作是某种必然性的、客观存在的现实或过程，我们就可以洞见到全球化与全球性、特别是全球主义的关系，洞见到潜隐于全球化进程背后的话语争斗夺和“文明冲突”实质，进而洞见到一种服务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 [3]这是因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一元化的同质化进程，也不是一个只有客观维度的发展进程，更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甚或正确本身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可以根据人之认识或利益或传统被建构或被重构的博弈进程，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且可能是一个可逆且不确定的过程。” [4]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经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被裹挟进全球化进程后，西方对中国的支配实质是一种“基于承诺的支配”，而这种支配性质的变化则意味着：只要我们拥有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能在承诺遵守全球化规则的同时根据基于中国立场的“理想图景”而修改全球化的运行规则，进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 [5]作为一种“未来的意象”，“理想图景”尽管是一种高于现实的“准自然法”，但却对现实具有建构性的意义 [6];正如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指出的那样：“尽管我们现在很清楚地认识到，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确实的未来，然而未来的意象却会影响到人类目前的行动方式。” [7]显而易见，作为一国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理应在贡献出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方面做出我们责无旁贷的贡献。
邓正来教授的上述观点不仅为本次论坛的整个讨论奠定了学术基调，而且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在论坛正式开始前与邓正来进行的专场学术对话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Gudmund Hernes对中国参与话语权争夺的上述立场表示明确的赞同。他指出：“主流的国际学术期刊大部分是英美的杂志，而在其间，涉及到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知识霸权问题。这一话语霸权地位必须要受到挑战，惟其如此，全球的社会科学才能得以更为健康的发展。”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杨扬则把邓教授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参与话语争夺称为“中国社科界‘普遍觉悟’的时代已经到来”。他用“你们”、“我们”和“咱们”这种汉语特有的主语人称之谓形象地指出：“身份觉醒”是成长中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近十几年以来的最重要的阶段性认识，他们越来越自觉地树立了一种新的身份，即“中西相互关系和互动过程”的研究本体(主体);申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论者们不再简单地把“你们”(西)直接视为“我们”(中)，而是将“你们”(西)与“我们”(中)相乘(而非相加)形成汉语中特有的“咱们”，进而建构了“主述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他强调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这种‘咱们’的认知主体(叙述主体)，是学贯中西之后的中国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叙事，当然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但又是世界主义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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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2012年08月17日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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